1

那一年，闺蜜阿云大学毕业，被校招到东莞一家电子厂当秘书。一天，我接到她打给我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哽咽：“厂长骂我是猪，说什么都做不好……”声音里的委屈顺着电话线流淌。

阿云和我，同年同月生，同住一个村子，一个大队，从小打到大，骂她就是扇我老脸！我在深圳的电子厂流水线上擦了擦手，决定去看个究竟——她从小脸皮薄，家里受了气也只会找我哭诉，哎~谁叫咱端人家碗呢？

九十年代末的珠三角，工厂如野草般疯长。我们这些从各地涌来的年轻人，像候鸟找到了温暖的栖息地。没有地铁，没有外卖，只有轰鸣的流水线、穿着各色厂服的打工仔打工妹，还有永远守在路口的摩的司机。

我向组长请了周末的假（一般情况下，我们厂周末也要上班），一早到车站花了四十五块钱，买了从深圳到厚街的车票。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到了厚街。刚下车，几辆摩的就围了上来。我随便选了一辆，把写着闺蜜所在工厂地址的纸条递给一位师傅。“五块。”师傅瞥了一眼说。

摩托车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疾驰。穿过几条街道后，突然拐进一大片菜地。绿油油的菜畦整齐排列，却不见一个劳作的人影。风掠过耳畔，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我紧紧抓住后座的扶手，心里突然想起同乡说过的话——有一次，他到东莞出差，刚下车就被抢了钱包。

车子很快冲出菜地，眼前突然出现密集的厂房，师傅在一家气派的工厂园区门口稳稳停下来，我下了车，付了车资。保安听说我找厂长秘书，客气地放行了。见到阿云时，她扑过来抱住我，我们在异乡的阳光下又哭又笑。

那天晚上躺在阿云的宿舍床上，我说起穿过的那片菜地。“你真大胆，”阿云轻声说，“那里上个月刚出过事。”

多年后回想那次旅程，我心里总感到一阵后怕。或许是我太普通——普通的厂妹打扮，普通的帆布包，长得干瘦又丑，引不起歹人的兴趣；又或者，单纯只是我运气好，遇到一位正常的摩的师傅罢了。

2

第二次去厚街，我已不再是厂妹。我辞工后进了市内一家文化传播公司，这次是给一位东莞台商送样品。

我穿着新买的职业装，拎着真皮公文包，走在厚街下午三点的阳光下，很快就到了工业区。路两旁脚手架林立，建筑工人在高处敲敲打打，叮叮当当的声音像这个时代急促的心跳。

远远的，已经能看见台商工厂的招牌了。我摸了摸公文包里的样品，心里美滋滋的——这次合作谈成，就能转正了。

突然，一股蛮力从后面扼住我的脖子。天旋地转间，我重重摔在地上。手提包被拽走的声音刺耳，泥土瞬间染脏了白衬衫，精心梳好的丸子头散乱下来。

“还给我！”我爬起来追赶从后面放倒我的两个黄毛小子，“抓住他们！有贼！”

迎面而来的一对情侣，穿着同样的蓝色厂服，他们的自行车甚至没有减速。旁边脚手架上的工人依旧在敲打，仿佛我只是背景里无关紧要的杂音。

我拼命奔跑，直到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才瘫坐在路边。样品、身份证、钱包，还有刚刚萌生的职业梦想，都消失在路的尽头......

夕阳西下，我拖着沾满泥土的鞋子走向台商的工厂。门卫警惕地打量我狼狈的样子，问我找谁。

“我是深圳的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业务代表，”我说，声音还在发抖，“我的样品刚刚在路上被人抢了……麻烦通报一下李总......”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在这片热土上，我们要躲避的不仅是街头的抢劫，更要挣脱命运那双无形的手。而我的两次东莞之行，就像这个时代的缩影——一次侥幸穿过危险的菜地，一次在光天化日下被狠狠绊倒，但无论如何，最后都要整理好衣衫，继续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