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5月，朝鲜全罗道古阜郡的稻田里，一群手持农具的起义者高喊着“逐灭夷倭”“济世安民”的口号，焚烧官府地契。他们自称“东学党”，誓言驱逐一切外国势力，恢复朝鲜的纯净。这群起义者不会想到，他们点燃的火把，将在短短数月内引爆中日两个帝国间的全面战争，彻底改写东亚百年命运。

朝鲜王朝末期，政治腐败、苛捐杂税和连年灾荒使农民生活困苦不堪。1894年初，古阜郡守赵秉甲巧立名目增收水税，激起民变。在当地东学道教徒全琫准的领导下，数千农民揭竿而起。东学道是一个融合儒、佛、道元素的本地宗教，创始人崔济愚提出“人乃天”思想，反对西学（天主教）和日本的渗透。起义军提出的“辅国安民、斥倭斥洋”口号，直接反映了朝鲜社会对西方列强和日本扩张的普遍焦虑。至6月初，起义军已控制全罗道大部，兵力达数万人，甚至一度威胁汉城（今首尔）。朝鲜王朝政府军节节败退，宫廷陷入恐慌。

日本对朝鲜的觊觎可追溯至丰臣秀吉时代。明治维新后，“征韩论”在日本政界甚嚣尘上。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甲申政变”中，日本两次尝试控制朝鲜，均因清朝干预而失败。1894年起义爆发时，日本政要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视此为天赐良机。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在发给东京的电报中直言：“此为确立我国在朝优势地位之绝好时机。”与表面上的“应朝鲜请求”不同，日本早已做好全面战争准备。6月2日，日本内阁决议出兵；6月5日成立大本营；至6月中旬，已向朝鲜派遣7000余兵力，远超清朝军队。

面对朝鲜的求援，清朝内部意见分歧。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避战求和”，寄望于列强调停；光绪帝和帝师翁同龢则主张强硬应对。李鸿章犯了三个致命误判：一是低估日本决心，认为日本“财力贫乏”不敢开战；二是高估列强调停作用，特别是对俄国干预的期望；三是误判军事形势，认为北洋水师“亚洲第一”足以威慑日本。6月6日，清朝应朝鲜政府请求，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率2500名淮军赴朝，根据1885年《天津条约》通知日本。李鸿章特意选择牙山这一偏僻港口登陆，试图“避敌锋芒”，却使清军陷入战略孤立。

7月23日，日军突袭汉城景福宫，扶植亲日政权。两天后，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域袭击清朝运兵船“高升号”，船上千余名清军大部殉难。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在朝鲜战场上，清军指挥混乱。成欢驿之战中，聂士成部虽奋勇抵抗，但主帅叶志超不战而逃，狂奔五百里退至平壤。9月15日的平壤之战，清军虽有优势兵力，却因将领矛盾（左宝贵与叶志超）、战术失误而惨败，左宝贵壮烈殉国。决定性的对决发生在黄海。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遭遇。经过五小时激战，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等五舰，日本联合舰队多舰重伤但无一沉没。这场海战暴露了北洋水师装备落后、弹药不足（甚至有填充沙土的炮弹）、战术僵化等问题。

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不仅让中国割让台湾、澎湖，赔偿2亿两白银，更摧毁了洋务运动三十年的成果。日本获得巨额赔款（相当于其四年财政收入），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跻身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掀起列强瓜分狂潮。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踵而至，最终清帝国崩溃。对朝鲜而言，这场以“驱逐外敌”为初衷的起义，却使国家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署，朝鲜王朝灭亡。

东学党起义从一场国内反抗演变为国际冲突，揭示了19世纪末东亚权力转移的深层逻辑：首先，传统宗藩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清朝作为宗主国既无力保护朝鲜，也无力维护自身地位。其次，日本的成功在于其彻底的现代化转型。明治维新不仅是技术学习，更是国家制度、军事思想、民族意识的全面重塑。再者，这场战争预示了20世纪亚洲的民族觉醒。无论是中国的革命党人，还是朝鲜的爱国者，都从这场战争中认识到：只有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挽救国家命运。全琫准在起义失败后被俘，于1895年3月英勇就义。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起兵非为个人野心，实为国家百姓。”这位农民领袖或许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柄反抗压迫的农叉，如何撬动了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板块。当硝烟散尽，历史的镜鉴依然清晰：任何内部变革若置于大国博弈的棋盘上，都可能演变为无法控制的地区危机。而真正决定民族命运的，终究是对时代变局的清醒认知与主动求变的政治勇气。这场由朝鲜农民点燃的战火，最终烧出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也预示了亚洲民族复兴道路的艰难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