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8日傍晚，抚顺战犯管理所第58号监室的铁门比平时早关了1小时。
走廊里有人喊“收拾东西，只带随身衣物，其余打包”，声音很短，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溥仪坐在铺位靠窗那一侧，手指先摸到的是棉衣下摆内侧那道缝线。
线脚是1924年11月5日以后在醇王府里由一位老裁缝缝上的，针距很密，棉线已经起了毛球。
隔壁铺位上张景惠的咳嗽声一阵接一阵，痰在喉咙里滚了很久才出来。
再过去一个铺位是溥杰，溥杰把搪瓷缸往床沿上磕了一下，磕掉半圈锈，没有说话。

管理所当天下午给每人发了一条白布口袋，上面用墨笔写号码。
溥仪的号码是。
白布口袋轻飘飘的，装不下棉衣夹层里那块硬东西。
他把口袋叠起来压在枕头底下，手指从领口探进去，隔着粗布摸到链环的轮廓，三枚印章连在一起，椭圆的那个在中间，边缘硌着指腹。
走廊里看守的脚步声停在58号门口。
是张绍纪。
张绍纪那年27岁，瘦高个，制服上衣短了一截，手腕露在外面。
他往门里扫了一眼，目光在溥仪铺位上停了不到1秒，然后继续往前走。
溥仪不知道张绍纪每次经过这间监室时脚步会不会比经过别的监室慢半步，但58号监室里的人都知道张绍纪是谁的儿子——张景惠就坐在靠门那张铺上，正用一块旧手帕擦嘴角。

父亲关在儿子值守的监室里，这事在管理所不是秘密，但没有人当面提。
第二天，10月19日，天没亮就开饭。
高粱米粥，萝卜咸菜，每人的碗边搁了一小片咸鱼。
溥仪听见隔壁日本战犯监室那边有人用日语低声唱了一句什么，被看守喝住。
管理所的战犯伙食标准是当时东北居民的二到三倍，细粮占了大半，管理干部和看守吃的是高粱米和窝头，一周才见一次细粮。
溥仪起初不知道这些，他只是在一次排队打饭时看见孙明斋蹲在厨房门口啃窝头，窝头上沾着手指印。
孙明斋是所长，脸黑，眼窝深，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得很实。
溥仪后来才从别人嘴里断断续续听说，孙明斋的舅舅被日军狼狗活活咬死，副所长曲初腿上的残疾也是日军留下的。
管理所里那些每天给他们端饭、发药、扫走廊的干部，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笔与日本侵略者有关的账。
但他们把细粮端到战犯面前时，手没有抖过。
北迁的命令来得急。
10月18日和19日，在押人员分两批被押上火车，目的地是松江省哈尔滨市。
溥仪被编在第二批。
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布包，里面是两块玉米面饼子和一块咸菜疙瘩。
车厢是闷罐车，铁门从外面扣上，只留一条一掌宽的缝。
溥仪坐在自己的行李卷上，棉衣外罩了一件管理所发的蓝布褂子。
火车开动后，铁轨接缝处的撞击声盖住了大部分谈话声。
溥杰坐在他对面，膝盖几乎碰着膝盖。
黑暗中溥杰说了一句：“到了哈尔滨，大概还是要写材料。”
溥仪没有接话。
他从1945年8月在沈阳机场被苏军扣住以后，已经写过太多材料。
在赤塔莫洛科夫卡疗养院，在伯力红河子看守所，在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他写过信，写过申请，写过保证。

1950年春他最后一次给苏联政府写信，要求永远留居苏联，被明确拒绝；7月30日苏方下达回国通知，他还在向翻译别尔缅阔夫口头提出留在苏联的请求。
那些信没有一封帮上忙。
火车向北走，棉衣里的链环随着车轮的节奏轻轻撞着胸口。
溥仪把手掌按在夹层外面，像按住一件随时会响的东西。
到哈尔滨后，管理所借用了一处旧监狱的院子，监室比抚顺的窄，铺位挨得更紧。
58号监室分散成两个房间，溥仪、溥杰、润麒、万嘉熙和三个侄子挤在一间。
张景惠因为咳嗽加重，被单独安置在走廊尽头的隔离间。
朝鲜战场的消息是通过管理所的读报时间传进来的。
每天下午2点，看守拿着一份《东北日报》，站在走廊中间念，声音不高不低。
念到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那一段，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里的水声。
念完报，各监室讨论。
于静远在讨论会上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他过去总认为共产党靠不住，骨子里是崇洋媚外的奴才思想在作怪。
溥仪坐在角落里听，手插在袖筒里，指尖碰到棉衣夹层的缝线。
他没有发言。
那天晚上他躺在铺上，把从1924年以来所有藏过东西的地方在心里过了一遍：醇王府的楠木柜夹层、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的壁橱暗格、天津张园卧室地板下的一块活砖、长春伪满皇宫缉熙楼二楼卧室的保险柜。
那些东西有的被苏联人收走了，有的在溃逃路上丢给了大栗子沟的雪地。
只有棉衣里这一件，26年没有换过地方。

真正让他做出决定的，不是某一次讨论会，而是一件很小的事。
11月中旬的一天，管理所给每人发了一双新棉鞋，旧鞋收走。
溥仪的旧鞋是1949年从苏联带回来的，鞋底磨得一边高一边低。
发鞋的看守叫王兴，就是那个后来被孙明斋当作极端例子提到的看守员。
王兴把新鞋递过来时，顺手把溥仪床头上散着的几张纸码齐，压在搪瓷缸下面。
纸上是溥仪用铅笔头画的药名，他在医务室帮忙时记下的。
王兴没有看纸上的内容，但那个码齐的动作让溥仪的手指在棉衣上停了一会儿。
管理所当时新建了医务室和面包房，整个改建支出折合400余亿元东北币。
溥仪在医务室帮着抓药、认戥子，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鼓励他“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他抓药时手很稳，但回到监室脱下外衣，手就不稳了。
拆线是在11月下旬一个周日的清晨。
管理所周日不安排学习，早饭比平时晚半小时。
溥仪端着搪瓷碗从食堂回来，走廊里只有张绍纪一个人在值班。
张绍纪坐在走廊中间那张木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本登记簿，正在往格子里填数字。
溥仪走到桌前，把搪瓷碗放在桌角，然后从棉衣内侧下摆处把手指探进去。
他没有回监室，也没有叫别人。
他用指甲挑开第一针，线头断了，棉絮翻出来一小撮。
第二针、第三针，针距太密，指甲劈了一个小口。
张绍纪抬起头，看见溥仪站在桌前，棉衣下摆翻卷着，露出里面灰白的棉絮和一道正在扩大的裂口。
张绍纪没有站起来，也没有叫人来。
他把登记簿合上，笔帽套好，看着溥仪从裂口里取出一团用旧手帕包着的东西。

手帕打开，三枚田黄印章连在一串石链上，椭圆的“乐天”居中，两枚方形分列左右，石质在晨光里泛着一层薄薄的油润。
溥仪把东西推过桌面，推到登记簿旁边。
他手上沾着棉絮，指缝里有指甲劈开后渗出的血丝。
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把这个交给所里，算他上交。
张绍纪低头看了一眼印章，然后翻开登记簿，在“物品名称”一栏写了几个字，笔尖在“田黄”的“黄”字最后一笔上停了停。
他没有问这东西是什么时候藏的，也没有问为什么是今天。
登记簿的那一页后来被归入管理所的物品档案。
田黄三链章被装进一个木盒，盒外贴了标签，标签上的字迹是张绍纪的。
盒子先放在哈尔滨管理所的临时库房，1950年年底随管理所迁回抚顺。
溥仪没有拿到收据，也没有再问过这件事。
他继续在医务室帮忙，学着用铜戥子称药，把药方上的字一笔一画抄在裁好的白纸上。
1955年冬天，管理所组织在押战犯写“我的前半生”反省笔记，溥仪用了一年半时间交出一份几万字的手稿。
手稿由溥杰协助整理，后来油印了几十本，灰皮封面，送公安部领导传阅，也报给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周恩来后来对溥仪说，他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
这些话传到管理所时，溥仪正在医务室把一包草药扎紧。
他把扎好的药包码在架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1959年9月18日，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抚顺战犯管理所在12月4日召开特赦大会，全所10名战犯获得特赦，名单第一位是溥仪。
溥仪上台接过特赦令时，手抖得厉害，眼泪落在纸面上，把“爱新觉罗·溥仪”几个字洇湿了一角。
溥杰没有在第一批名单里。
兄弟俩在溥仪获释回京的前一天晚上，在管理所一间会议室里坐了很久。
溥仪对溥杰说，问题出在“日本老婆”上，要求溥杰和嵯峨浩划清界限。
溥杰没有同意。
他留在管理所又过了一年，1960年11月28日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走出抚顺。
张景惠没有等到特赦，他在1959年5月5日病死在管理所，距离溥仪获释只差7个月。
张绍纪在父亲最后那段时间里是否进过隔离间，管理所的档案没有留下记录。
田黄三链章从抚顺转到北京，由故宫博物院接收，成为馆藏文物。
它被放在玻璃柜里，链环完好，石色比溥仪在棉衣夹层里摸到的那些年显得更浅一些。
有文章说它“似乎比预想的要小一些”。
田黄石的总开采量不到500公斤，仅出自福建寿山村一块不到1平方公里的水田，无矿无脉。
乾隆做太上皇时命工匠用一整块田黄镂出三枚印章和连接它们的石链，链环在雕刻过程中不能有丝毫断裂。
1924年11月5日下午3时，鹿钟麟用5辆汽车把溥仪送出神武门，棉衣夹层里缝着那串链环。
从神武门到故宫博物院的展柜，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那串石头走了35年。

196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溥仪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身份路过故宫筒子河。
他没有买票进去。
他站在河沿上，穿一件新棉袄，机器扎的缝线笔直，内侧没有夹层。
对岸的角楼映在河里，冰面上有小孩在抽陀螺。
他把手伸到衣角内侧摸了一下，那里只有一层衬布。
然后他把手抽出来，插进袖筒，转身沿着河沿往东走。
筒子河的水在冰下面流，声音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