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27日，日本侵略者所炮制的傀儡政权“山西省公署”成立。省公署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在恢复中小学教育告一段落后，作为推行奴化教育的一环，选派留日学生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1939年，伪山西省公署拟定了“山西省选送留日学生办法”，并经省政会议通过，决定自民国29年度（1940年）每年选送公费留日学生10名。办法中对留日学生的考试、选取、待遇及管理事项均做了规定，会议并决定有关留日学生的选送事宜由教育厅负责承办。
选送留日学生的目的是“造就专门学术人材”。该项办法中规定：凡山西籍的高中毕业生，年满19周岁的男女均可报考，并分为文、理两科，可根据个人志愿报考。国文、日语、数学为必考科目；报考文科者加试历史、地理；报考理科者加试物理、化学。考试时间为每年暑假期间。办法中还规定，经考试合格者，由省公署发给留日公费生证明。到达日本后，可凭此证明向华北教育总署驻日专员办事处报到，并按期向办事处领取公费津贴。
到了每年7、8月，临届考期，即由教育厅负责，组成“考选委员会”。由伪省长担任主任委员，教育厅长任副主任委员，并聘请所谓学界名流负责命题和评卷。考场设在伪省署自省堂内，仪式仍沿袭清末、民初的一套习俗。伪省长任主考官，披红戴花，对考生逐一点呼，然后进入考场，以示隆重。至于命题官，考前都得“入闱”，不得再和外界接触。出榜时，在鞭炮声中，将榜高悬于伪省署大门前的照壁上，并将喜报送到中考考生的家中。
从民国29年至32年（即1940—1943年），伪山西省公署先后选派了四批公费留日学生。
29年度选派的有阮培、吴宝田、吉晋生、陆稚存、苏士铭、苏昂、吉自殷、柳玉亭、阎昌令、赵顺生等10名。
30年度选派的武晋煊、王瑜、李兆勃、罗漾明、裴敬、田维成、王运昌、贾滨、张子义、张庸伍等10名。
31年度选派的有刘大鹍、宋蓬莱、杨名时、崔汉明、崔长风、续健源、梁崇仁、柳昆玉、高佩琚等9名。
32年度选派的有李宜潞、白灵之、郭瑾琦、乔鸿、史振心、孙凤翔、石青山、杨允丰、吉人善、何长青、吉周凯等12名。
以上共计41名。另外，还有由伪华北教育总署派出去的贾克明等7人，自费去的有白驹等2人。32年度还从在职人员中选派了俞钟灵、车湘岚等四五人。
当时，大同、阳高等雁北13县在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辖区内，也派出了几名留日学生。
为了加强留日学生的预备教育，从民国31年度（1942年）开始，特在太原日本中学（位于新城西街，即今十七中所在）内设立了留日学生预备班，即“留日特设班”。在校期间，留学生另设一班，主要课程是报考日本高等学校的应试科目。教师全部由日本中学教师用日语讲授。课外活动都和日本学生一起，如“东方遥拜”、“勤劳奉仕”、“精神训话”以及“军事训练”等一些对日本学生的军国主义教育，也加到了留学生身上。于是，他们在接受奴化教育的同时，又蒙上了一层法西斯教育的色彩。在这里，经过三个月的短期培训，再赴日应试。
临行前，伪省长都要设宴欢送，并邀请日本顾问、军司令官等参加，给予指示。又宣扬一番“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谬论。而留学生也要回拜辞行，表示“感谢”。
当时，赴日路线一般是乘坐火车，经北京，出山海关，进入伪“满洲国”，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境内，再经平壤、汉城，抵达朝鲜南端的釜山。在釜山换乘轮船东渡，于日本的下关登陆。然后再换乘火车，直达此行的目的地——东京。
在日本，对留学生的管理主要是由伪华北教育总署驻日专员办事处负责，专员为方纪生。但实际上，有关留学生的住宿、学习及日常生活均归学生自理，“办事处”主要承担办理学籍及发放津贴。至于对学校的选择，完全根据个人的志愿和水平报名应试。当时，山西去的学生都抱着“镀银”（旧社会的学生去欧美留学称之为“镀金”，去日本留学称之为“镀银”）的思想，一些人住进了日本的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北海道帝国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等，一些人住进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庆应大学以及奈良女子师范、横滨高等工业学校、东京高等兽医学校等。大部分学生留在东京，部分学生去了外地。
1943年，伪山西省公署还以“日晋会”名义在东京涩谷区购置了一座小楼，起名“日晋寮”供部分山西留学生住宿。先后由中山茂、山内正树负责。在此期间，“日晋会”还召集了山西留学生举办过几次宴会、游园及参观活动。在生活方面也给一些“照顾”。所谓“日晋会”系由伪山西省公署顾问甲斐政治拉拢了一些在山西工作过的日本高级官员所组成。名为联谊，实际上是企图扩充势力，便于勾结和加强对山西的统治。其对留学生的一些活动，一方面是拉拢留学生，以使他们进一步效忠于日本；另一方面，以照顾留学生为名，在日本购置财产，据为己有。日本投降后，留在日本的山西学生曾找过甲斐提出“日晋寮”的产权问题，甲斐推说并非伪省公署出资购置，而当时国民党驻日机构也未予置理，一直悬而未决。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伪教育厅为了使本省留日学生“认识时局，保持镇静，安心求学”，发表了告本省留学生书。但是，当时日本国内日益陷入困境，吃、用都实行配给制。特别是进入1945年，日军节节败退，进入穷途末路之日，日本本土连续遭到美机轰炸，东京到处一片火海，日本国内人心惶惶，留学生都相携回国。当时，仅有六人留在日本未归。由于返国后的留学生都非“学业成就，荣归故土”，再加以伪政权已惶惶不可终日，无力顾及，并未做任何安排，都在“静观时局变化”。不久日本投降，迎来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作者崔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