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应该是历朝历代最勤政的，给人的印象是每天都要上朝处理政务。然而现实情况是，清代皇帝上朝的次数并不多，这里所指的上朝是“大朝”和“常朝”。可能有读者对此两个概念不是那么清楚，御史简单来讲一讲有关方面的内容。

大朝是一种纯为礼节祝贺而设立的朝会制度，天命元年，太祖努尔哈赤行元旦朝贺礼，制定朝仪。崇德元年，太宗皇太极定元旦及万寿节庆贺朝仪。顺治八年四月，定元旦、冬至、万寿为三大节，制定了朝仪。

每逢元旦、冬至、万寿，皇帝至太后宫行礼，礼毕还宫，接在在太和殿升座，鸣钟鼓、作乐，诸王、文武百官行庆贺礼。不久又进一步规定：诸王以下行庆贺礼后，皇帝赐群臣坐。郡王以上进殿内，贝子以下在丹陛上，百官在丹墀内，均照班次跪行一叩礼。至康熙朝，三大节的礼仪渐趋完备。

大朝的礼仪大致如下：

天明，王公及一二品官，从皇帝朝于皇太后，三品以下官会集于午门阙下，均一同行礼。礼毕，鸿胪寺官引王公及一二品官入右翼门，序立丹陛；三品以下官入左右腋门，序立丹墀；外国使臣自西腋门入，立于西班末。

接着，礼部尚书到乾清门，奏请皇帝御太和殿，午门鸣钟鼓，领侍卫内大臣率豹尾班、侍卫二十人立于乾清门下，并至殿前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皇帝在礼部尚书的导引及侍卫的扈从下，乘舆出乾清门，由保和殿御中和殿升座。

这时，中和韵乐队奏乐，乐止后銮仪卫官传“鸣鞭”，阶下三鸣鞭，王公百官各就拜位立跪。宣表官宣读表文，群臣皆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后各退原位立。然后皇帝赐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员以及外国使臣赐茶，皆行一跪三叩礼。

銮仪卫官再传“鸣鞭”，阶下即三鸣鞭，中和乐队奏乐，皇帝在乐声中乘舆还宫。乐止后，鸿胪寺官引王公百官各以次退。

由于大朝规矩大，很多大臣难免出现一些礼仪上的失误，所以从乾隆五十四年开始，增置都察院长官二人、科道三十人分列太和殿丹墀品级山“纠仪”，谓之“站山子”。

大朝是礼仪形式最重的典礼，皇帝和王公百官都是遵照礼制完成一系列的程式，皇帝与大臣也没有任何的交流，更谈不上处理政务。

需要注意的是，清初时期，各省督抚布按提镇也要参加大朝，规定在保和殿前行礼。康熙二十六年后废止，外省大员一律采用进表祝贺的方式。

与纯为礼节而设立的大朝相反，常朝是为处理日常政务而设立的一种例行朝会制度。关外时期，太祖、太宗规定是五日一视朝处理重大的军政事务。

顺治帝亲政后对政事十分上心，规定文武百官每天都要入朝奏事，当时就有很多大臣提出建议，认为每天视朝过于频繁，奏请于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行朝参礼。这一奏请获得了顺治帝的批准，此后形成定制。

顺治九年八月，礼部制定了常朝仪注。规定，凡常朝日，皇帝御太和殿升座，中和、丹陛两乐队分别奏乐，并鸣钟鼓、鸣鞭，殿外陈设卤簿；内大臣、侍卫列殿内两旁，王以下、辅国公以上聚集在常朝房内，文武百官列午门外。

常朝处理的事务一般都比较重大，或者说在朝堂上就能得到解决的重大政务，比如大臣出征、凯旋赏赐，大臣赴任以及外省督抚朝觐，以及外藩使臣朝见等等。

清代的皇帝不像明代那样整日都在宫中，自圆明园修建后，皇帝有一半的时间在圆明园办公，那么这段时间内就在圆明园举行朝仪，不过这种形式称为御门听政。

此外，皇帝还经常到热河行围，或者拜谒祖陵和外出巡幸，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不会举行常朝。此外，若遇列圣列后忌日，也不举行常朝。

可以看出，清代皇帝一年中上朝的次数并不多，大朝才三次，常朝也做不到每月三次。而且朝会上人多口杂，很多重要的军国大事并不适合在朝堂上拿出来讨论，尤其是军务，更得注重保密。

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形式是御门听政，从顺治帝开始一直到道光帝，御门听政的制度执行的都较为严格，除了特殊时期，皇帝雷打不动每天都要行御门听政，各部院大臣将未经奉旨之折本，当面请示皇帝然后做出批复。

咸丰中后期政治腐败，皇帝不再御门听政，同治、光绪时期，由于慈禧太后专权，两皇帝名为至尊，实同傀儡，必须绝对服从太后意旨，事实上已经取消了皇帝的御门听政了。

自雍正朝成立军机处后，皇帝习惯性地每天早上在养心殿召集军机大臣议论军国大事，大部分时候，国家的重大决策都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实现的。此外，清代由于实行密折制，皇帝又通过这种办法绕过军机处和内阁，直接向外省督抚、将军下达上谕。

故而，所谓的朝会根本不是清代处理政务的主要途径，朝会更看重的是礼仪行。至于上朝还是不上朝其实和勤政与否并无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