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卢坤是被动地卷入与律劳卑的这场所冲突中的，他一直都比较克制。

在得知律劳卑已经到达澳门后，卢坤主动派两名行商首脑于1834年7月21日前往澳门，除了想弄清律劳卑来华使命的性质，顺便告诉他以前的规矩：如果想来广州，得提前呈上禀文，然后等候批准（获得“红牌”）。

结果这两名行商到达澳门时，发现律劳卑已经去广州了。

即使律劳卑到在达广州后，频频挑战清政府此前的规章，刚开始卢坤也只是通过行商对其施加压力，尽量避免直接冲突。

在爆发军事冲突的前夕，卢坤还派了三名官员前去跟律劳卑“沟通”，结果无功而返。

在一个存心想跟你干架的人的眼里，“讲道理”就是示弱的表现。

有趣的是，此时中英双方政府高层的意见却是一致的：以和为贵。

英国外相巴麦尊给律劳卑的训令也一再提醒他，不要违反中国的法律和习俗，也不要想着能得到英国陆军和海军的“保护”。

道光皇帝的朱批，一直强调的是提高警惕，但不要主动挑起战端。

中国的地方官，一向以“稳”为第一要务，视与“外夷”打交道为危途（更不要说打架了）。

所以说，卢坤没有挑起战端的动机。

他的诉求很简单，你只要退回到澳门就可以了，以前的事就算了，不和你计较。

但律劳卑是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一直认为以前东印度公司的做法过于软弱。

他无视巴麦尊训令中应当向原东印度公司职员取得协助的建议（这些老职员具有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反而与唯恐天下不乱、著名的大鸦片贩子、号称“铁头老鼠”的查顿打得火热。

查顿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一直盼望着英国政府能被拖下水，如果能导致对中国的军事干预，那就更好了。

然后，律劳卑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

他用中文在广州市区张贴了一份“告示”，称卢坤总督为“自以为是的野蛮人”。

还离间清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数落当地政府的种种“罪行”。

声称要帮助“斯文而又温和”的中国人民，从“清政府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是可忍，孰不可忍。

卢坤彻底被激怒了，他亲自下令“封舱”，中断与英国商人的所有商品贸易（不仅限于鸦片），并派大量士兵去现场监督执行。

还用一种“中国式的小狡猾”刺激英国人：允许美国、荷兰、法国等国商人继续留在广州贸易，赚大钱。

同时把英国商馆的所有中方人员都撤走了，也派士兵在商馆外守着。

买办、通事、翻译，做饭的、挑水的、打扫卫生的，一个都没有了。

律劳卑被困在了广州。

他手里掌握着两艘停泊在广州湾的护卫舰，这位参加过拿破伦战争的退役海军上校，派人溜出广州，联系到两位舰长，命令他们开到黄浦。

在通过虎门炮台时中国守军向英舰开炮。

虎门的大炮都固定在水泥炮台上，根本没有办法瞄准。

当英国军舰靠近这个广州外围最重要的保垒时，炮弹“嗖嗖”地从他们头顶上飞过。

其中一个舰长干脆坐到椅子上，在甲板上晒起了太阳。

英舰的炮击催毁了所有虎门炮台的大炮。

英军士兵战死2名，另有5人受伤。

这两艘舰船一直开到了黄浦，结果却突然发现，他们回不去了。

中方几乎用尽了古老的、原始的种种手段，比如打木桩、江面上拉钢索、装满火药的几百条木筏子、大石沉江，封死了侵略者的退路。

律劳卑和他的两艘军舰，一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律劳卑这时感染了严重的疟疾，遭遇巨大损失的英国商人也在反对他这位政府代表。

最终，律劳卑选择了屈服，答应退回到澳门。

他是在欢庆胜利的鞭炮声和锣鼓声的吵闹下离开广州的，在返回澳门的途中，地方官有的是办法报复这位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又高又瘦，还长了一头红发的“夷鬼”。

让他在珠江里飘了一个星期，这无疑加重了律劳卑的病情。

回到澳门后不久，律劳卑就病死了。

唉！劳禄的、卑微的律劳卑。

当初英舰冲过虎门直闯黄浦，广州将军哈丰阿单独汇报给道光，惹 得道光大怒，革去卢坤的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

不久，卢坤凭借炉火纯青的“奏折艺术”，又重新获得了皇帝的信任，把太子少保与双眼花翎又还给了他。

他是这么跟道光皇帝说的：夷船的炮击只是将炮台顶的瓦震碎了不少，没有士兵伤亡，夷船停泊于黄埔，因为怕我们“火攻”，都老老实实地趴在船上，一步也不敢往前走，没有一个人敢上岸，最终律劳卑乖乖地承认了错误，请求我们的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