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正考》∶中医理论体系深受汉儒董仲舒思想之影响
金栋、雪宁按∶有人说中医之根基是《易经》，亦有人说中医之源在道家（玄），甚至说中医源于巫等，读读《汉志》便知，中医学在汉代谓之“方技”之学，与《易》（巫）、道（玄）本不是一家。
读读东汉医经《素问》《灵枢》《难经》等则会发现，阴阳五行说是其核心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而以“天人相应”观为理论体系，以比类取象为方法，此等明显受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思想体系之影响。
五行说是汉代之思想律，先秦阴阳家的学术思想，至汉则被汉儒五行化了，五行说亦即阴阳五行说，且是汉代官家统治哲学并被神话了。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说：
“及至秦汉，阴阳家之言，几完全混入儒家。西汉经师，皆采阴阳家之言以说经。所谓今文家之经学，此其特色也。”
又说：
“欲明西汉人之思想，须先略知阴阳家之学说。欲略知阴阳家之学说，须先略明阴阳家思想中之宇宙间架。阴阳家以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数目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间架。又以阴阳流行于其间，使此间架活动变化，而生万物……此时之时代精神，此时人之思想，董仲舒可充分代表之。”
阴阳家之宇宙间架
作为汉代官家统治哲学，源于西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见《春秋繁露》，其《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而大倡五行说，后其说大显。而董氏治学非治《易》者，乃治《公羊春秋》，倡“天人感应”之神学宇宙观，说《春秋》之灾异等。
许抗生、聂保平、聂清《中国儒学史·两汉卷》认为，董仲舒对于《春秋》的发明，一在于实际应用，其次在于构建思想体系。将《春秋》所蕴含的灾异思想同阴阳五行相结合，实际运用于社会治理。董仲舒的成就，不在于开创全新的观念体系，而在于综合儒家以及道、法、阴阳诸派既有思想，创造性地有机组合成全面的系统哲学，从而为大一统文化格局提供足够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构建的理论体系包括如天道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说、天道与人性、天道与“三纲五常”、天命与“三统”、王道通“三”等多方面。
董氏天道阴阳五行说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把天象数化，将诸法象数化。将阴阳五行相结合解释万象变迁。如天之构造，首推阴阳之气，次为五行推演，且是今文经家学。在五行说中，强调“五行莫贵于土”“五色莫贵于黄”等，其意图在于确定中央权威的无上地位，通过尊土而重王。在天人合一说中，董氏最明显之特征在于人的形体结构与自然天道的结构具备高度的一致，人体是天象的完全再现，即“人副天数”。其贡献在于用比较晚出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古老的“天人感应”学说。读读《素问》《灵枢》中涉及“人与天地相应”“人与天地相参”等之经文，明显受董氏思想影响，如《灵枢·邪客》篇大段经文之比类推演更是如此！经学至汉有今、古文经之分，以《素问》《灵枢》而言，五脏附会五行之推演，则属今文经家学。何则？受董氏影响，五行贵土居中央以配脾，今文经家言。如许慎《五经异义》说：
“今《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
而董氏是儒家，故《素问》《灵枢》等中医理论体系受儒家思想最大。赵洪钧《内经时代》说：
“《内经》专家或古医史专家，最好念念汉儒的经说。如此便绝不会相信，用阴阳五行全面统帅医理的《内经》会成书于汉之前。这并不排除单用阴阳说、五行说、经脉说，或不大成熟的阴阳五行合流说，讲医理的文字会出现于战国。”
实际上，“阴阳”与“五行”合流，特别是五行生克之说，见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如何推阴阳？以五行推阴阳。如
（1）《春秋繁露·五行对》说：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
（2）《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说：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土居中央［而主季夏气］。”
（3）《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比相生而间相胜也。”
董氏“比相生而间相胜”又是何意？
所谓“比相生”，是指五行依次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而“间相胜”，是指按五行木、火、土、金、水之次序中间间隔一个，即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
这个概括是董仲舒提出的，是对五行学说（董氏只谈生克，不谈乘侮）的重大贡献。所以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下册》说：“五行相生说，始见于董仲舒书。”而其对后世影响之大，其自己恐亦始料未及。如
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说：
“两汉所谓今文家经学，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什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汉儒阴阳五行之学，开于仲舒而成于向、歆父子。”
《博物志》说：“自古帝王五运之次有二说，邹衍以五行相胜为义，刘向则以相生为义。汉魏共尊刘说。”（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即西汉末大儒刘向、刘歆父子俩用五行相生说（编者按：邹衍五德终始说，是以五行相胜说推演历代帝王递变。相胜之原则，暗示朝代帝王更替是通过战争征伐，非禅让之举）附会当朝政治推演，发明了“汉为火德”（禅让）说，目的是为王莽篡权制造舆论——理论上的依据，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于此不赘。
溯其源，近代著名学者钱穆认为，“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说：
“其实五行相生，是上举‘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他们本只说时月政令，并不是说五德递王；用五行相生来搭配上五德递王的，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有过，以前有否不可考。《春秋繁露》第五十八为《五行相胜》，第五十九即为《五行相生》。《五行相生篇》里说：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天地之气，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些话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便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古史辨自序下册·附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
虽如此，而“《吕氏春秋》的月令与《礼记·月令》无大差别，但其中不见相生说明文。《淮南子》中已明确相生次序，但仍可能晚于董仲舒。”（赵洪钧《内经时代》）
受董氏影响，汉代医者或方士医将“五行生克”学说，引入至人体进行生理功能（生克）与病理变化（乘侮）的比附推演，即肝心脾肺肾以配木火土金水。读读《素问》《灵枢》便可知矣！传统观点认为，今本《内经》成书于战国西汉时期，而五行生克学说成为系统理论体系始自西汉大儒董仲舒，以逻辑推理，《内经》自然受其影响，其成书应在此后而非在此前，这怎么会成书于战国西汉前？！
又，有学者说“《内经》之学，出于道家”（胡天雄《素问补识》）。《内经》出自道家说之谬误，不必费力驳斥。因为西汉学派中，儒、墨、道、法、阴阳家都属于社会政治思想流派，而《内经》是研究人体生命现象的，她不属于，也不会出自政治思想流派。只是她援用的哲理和当时的学术流派会有关系。看一下《汉志》就更清楚，其中道家和方技，互不相干，完全不是一家。今本《内经》，虽然经过“弱龄慕道”的唐代人王冰整理流传下来，却不能据此说《内经》属于道家书。如果说《内经》中有道家思想，那是对的。今本《内经》把道家思想较多的《上古天真论》作为第一篇，就是王冰重新编次的结果，以示尊崇。其实，也不过是王冰尊崇而已。因为，对《内经》体系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赵洪钧《内经时代》说：
“《内经》理论体系中，有以下四个自然哲学理论。即：①阴阳学说②五行学说③天人相应学说④气和气化学说。”
以上四个自然哲学理论，都早被汉代儒家全面吸收而且是两汉的主流思想。汉儒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正是他促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局面。董氏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就充斥着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和气化思想。所以，可以毫无疑义地断言：《内经》理论体系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最大，因而带有典型而深刻的汉代儒家思想烙印。（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