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敏,今年三十二岁,在县城一家眼镜店做验光师。丈夫陈刚三十四岁,在汽修厂修车。我们住在老城区一套六十多平的房子里,结婚六年,没有孩子。我爸妈住隔壁县,父亲六十二,母亲六十。三次怀孕,三次没留住。眼下这胎已经十周,我把产检单夹进文件袋,陈刚骑车送我去医院。那天,医生拿着报告,忽然问:“你丈夫是不是一直没做过生育检查?”
我和陈刚是同事介绍认识的。他那时在汽修厂上白班,手指缝里总有洗不净的机油。我说我不喜欢喝酒的人,他就把桌上的啤酒推远了。
“我不抽烟,酒也少喝。”他说,“我就一个毛病,家里催得紧。你要是不想生,咱俩先说清楚。”
我觉得他直,就答应再见几次。后来谈到孩子,他说想要一个,男孩女孩都行。我也想要。婚后第二年,我怀孕了。那回七周没保住。第三年又怀,九周。第四年还是没留住。
每回陈刚都陪着我。第三次出院,他把药袋收得整整齐齐,说:“咱不赶,先养好身子。”
那几年也有些好时候。冬天我晚班,他把修车用的厚手套套在外卖袋上,给我送热馄饨。手套上有黑油印,他还拿纸垫着,怕弄脏我的围巾。
我妈腰疼,他请了半天假,开车陪她去县医院。回来路上,母亲说:“小陈不爱说好听的,办事倒不含糊。”
我店里盘货赶不上末班车,他也来接。车门边挂着一把小伞,说是怕我淋雨。那时我觉得,日子磕磕碰碰,俩人肯过就行。
医生那句问话,我没听懂。
“他没查过。”我说。
医生把报告翻了一页,指着屏幕:“你这胎发育正常。可你丈夫的病历上,写着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精液里没有精子,医学上属于先天性不育。”
我盯着那几个字,手指慢慢发凉。
陈刚站在门口,没进来。他脸色发白,说:“医生,你看错了吧?”
医生又核对了姓名和身份证号。没错。病历是两年前的,来自市里的生殖中心。陈刚拿过报告,折起来塞进口袋。
回家后,我把三个孕检袋都翻出来。时间、医院、检查项目,一张张摊在餐桌上。每次验孕都是两道杠,三次都有胎芽。三次流产的病理报告也在。
陈刚坐着不动。我问他:“这病,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搓着掌心,说:“两年前。”
我没喊。他也没解释。我把那张病历放在他面前,等他开口。
“我怕你走。”他说。
我把杯子放下,杯底磕出一声轻响。
“那三次呢?”
他低下头:“都不是你的问题。”
他不肯再说。我也没追着问。那晚我睡在客厅,床边放着一只没拆封的婴儿袜。那是他上个月买的,灰蓝色,标签还挂着。
隔天,我爸打来电话,问我产检怎么样。我说还得复查。母亲在旁边抢过电话:“你别光报平安,饭要吃,觉要睡。话不想说就先不说。”
我听完,鼻子发酸。挂了电话,陈刚正在厨房洗碗。他把碗冲了两遍,水开得很大。
“我不是故意害你。”他说,“我就是想留住这个家。”
我没接话。他把一张纸推过来,是他两年前做的检查单。上面写着先天性无精子症,建议遗传咨询,也建议夫妻共同评估。他说,婚后一直没有孩子,他怕我去医院检查出问题,怕我受不了,也怕我知道他不能生。
他说得像真有他的难处。他父亲早逝,母亲常年透析,汽修厂的工资要交家用。他说:“我妈总问孩子。我那阵真扛不住。”
我没法说他一点苦处没有。可他说到最后,还是把最要紧的那件事藏了两年。
后来他开始收拾检查单。每次我问,他都说只是复诊。那晚他从抽屉里拿出一页纸,递给我看,上面有三次辅助生殖的记录。
我没看懂。他说是他托人问过的方案,没做成。
我问:“那三次怀孕,怎么来的?”
他捏着纸角,没回答。
我把纸抽过来,发现上面有个“供精”的字样,旁边还有一行手写备注。陈刚把纸按住,说:“别看了。”
我看着他:“那三次,是你安排的?”
他声音很低:“我想先让你怀上。等孩子生下来,我会当亲生的养。”
“你让我以为,是我们的孩子。”
“我也是没办法。”
我妈来送鸡汤,进门时看见桌上的报告。她没问谁对谁错,只把锅放在灶台上,说:“你们俩的事,你们自己说清楚。别拿孩子当遮羞布。”
陈刚脸一下涨红。他说他不是坏人。他以为只要把我留住,往后就能补偿。他以为我想要孩子,方法没那么要紧。
我听见“补偿”两个字,胃里一阵发紧。
医生安排了遗传咨询,也提醒我,这次妊娠的生物学父亲情况无法确认,建议把相关检查做全。我和陈刚坐在走廊长椅上。他把手伸过来,我往旁边挪了一点。
他问:“你真要把家拆了?”
我说:“我流产三次,已经够难受了。你还拿我的信任做安排,这事不能当没发生。”
他盯着地砖,半天才说:“我妈还等着抱孙子。”
我看着他:“我也想有个孩子。可我不能连自己怀的是谁的孩子,都靠你替我决定。”
医生叫号时,我站起来。陈刚也站起来,想跟我进去。我挡住门口,没让。
他问:“你不信我了?”
我说:“你把病情瞒了两年,还替我做决定。现在我先信检查结果。”
我要求医院把病历和检查流程说清楚,也预约了心理咨询和遗传门诊。医生说,这胎要不要继续,需要我自己决定,最好先做进一步检查。我把决定写在纸上,先暂停和陈刚一起做后续安排。
回家后,我把他的钥匙放在鞋柜上。他没拿,坐在椅子里,盯着那只灰蓝色的小袜子。
“我先回我妈那儿住。”我说。
他问:“你为什么非得走?”
我说:“我需要一个能自己做决定的地方。”
我没骂他,也没收他的行李。第二天,我带上证件和产检袋,坐公交去了母亲家。路上我给医院打电话,确认复诊时间。车过了桥,我把手机调成静音。
母亲在门口削梨,听见钥匙响,递给我一双拖鞋。
“先吃点东西。”她说。
我把检查单放在桌上。水壶里还剩半壶水,我按下烧水键。铃声响了,我倒了半杯,慢慢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