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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带母亲逼我签赡养书,我没签字,只问:你身份合法吗

调解员带母亲逼我签赡养书,我没签字,只问:你身份合法吗
门铃响的时候,我正在换上班穿的鞋。门外站着母亲,还有一个提着公文包的男人。
母亲没等我请,就侧身进了屋。男人跟在后面,说自己是调解员,姓周,今天来帮我们把赡养的事定下来。
他从包里抽出两张纸,铺在餐桌上,拿笔压住一角。
“这是赡养书。你母亲年纪大了,总得有个保障。你看一遍,签了就行。”
我把鞋脱下来,走到桌边。纸上写着,我每晚必须回母亲家过夜;母亲有事,我要随叫随到;如果工作影响照顾,应当调整工作。最下面留了签名和日期。母亲那一栏,已经按好了手印。
我拿起纸,指腹蹭过那个红印。母亲坐在对面,盯着我的手。
“我不签。”我把纸放回桌上。
周调解员没有收起笔。他说:“你先别急着顶。老人把我请来,就是想有个说法。”
母亲接过去:“我一个人在家,你夜里不回来,电话有时也接不到。你让我怎么安心?”
她说的是事实。上个月我在店里上晚班,手机放在储物柜里,她打了几次电话,我下班才看到。赶到她家时,她坐在床边,没开灯。她说腿抽筋了,已经好了,又说自己倒下都不会有人知道。
从那以后,我每天上班前给她打电话,下班也打。休息日过去买菜、洗衣服。可母亲仍要我搬回去。她说电话能挂断,人住在家里才是真的在。
周调解员把笔往我这边推了推。
“赡养老人是义务。签个字,又不是让你做坏事。”
我看着他:“这些字是谁写的?”
“我跟你母亲商量着写的。”他说。
“我不能每晚过去。我有晚班,店里排班不是我说换就换。”我把笔推了回去,“接不到电话那次,我已经和妈说好,上班前告诉她几点下班。”
母亲用手指敲了敲桌子:“你别拿上班挡我。我养你的时候,也没说自己忙。”
周调解员的声音低了些:“你母亲愿意坐下来谈,你也该拿出态度。今天人都到了,别让老人白跑一趟。”
母亲把那张按了手印的纸重新摆正,推到我面前。“签了。你做得到多少是以后的事,先让我心里踏实。”
她看我的眼神,让我想起小时候答应她早点回家。那时我说了就得做;做不到,她会一直坐在门口等。现在她要的不是一句话,是我的名字落在纸上。
周调解员拧开笔帽,又说:“我是来调解的,不会害你们母女。你不签,这事就没法往下谈。”
我看见他公文包上的旧挂绳,突然想起他进门时只说自己是调解员。母亲平时去社区活动室,认识在那里帮忙的人。我不知道他受谁委托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他,桌上就有一份替我写好的承诺。
我没碰那支笔,只问他一句:“你身份合法吗?”
屋里一下静了。
周调解员握着笔帽的手停在半空,看了看母亲,又看向我。“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有再问,也没有去拿纸,只等他回答。
他把笔帽扣上,说自己平时在社区调解室帮忙,母亲去找他,说女儿不肯照顾,他听了着急,便陪她来劝一劝。
“我没说自己是法院的人,也没说今天必须按手印。”他解释。
母亲站起来:“你怀疑人家干什么?他是在帮我!”
周调解员把两张纸叠齐,动作慢了许多。他承认,这次是母亲私下请他来的,没有和我约过时间;纸也是听母亲讲完以后写的。他说这只能算一份供我们商量的草稿,不能说已经调解好了,更不能逼我签。
母亲的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她进门时紧挨着周调解员坐,像是有人陪着,她就能把想说的话说完。现在那个人把纸收了,她仍站在桌旁,手攥着椅背。
我拿起外套,看了一眼钟,再不走就赶不上晚班了。
母亲说:“你去上班吧。反正我说什么都没用。”
这句话比刚才那些重话更让我难受。我把外套放回椅上,告诉她:“那天接不到电话,是我让你害怕了。这件事我认。可我不能签每天回去过夜,更不能先签了,再让你等我做到。”
周调解员没插话。他把纸装进包里,说今天先到这里。临走前,他对母亲说:“她愿不愿意签,要听她自己说。您怕什么,也得让她听明白。”母亲没有送他。
门关上后,餐桌上只剩她按手印时蹭到的一点红色。我找来湿纸巾,擦了两下,没擦干净。母亲说她自己来,我把纸巾递给了她。
“妈,我先去上班。今晚下班给你打电话。”
“我要是睡了呢?”
“那我明天上班前打。”
她没有答应,低头擦桌子。我穿好鞋,走到门口时,她忽然说:“那天我腿抽筋,想去倒杯水,站起来又怕摔。电话一直没人接,我越等越害怕。”
这是她第一次把那天的事说完整。之前她只说我不在,说养女儿没用。我转回身,陪她坐了一会儿。她说后来扶着墙走到了厨房,水倒上了,心里还是慌。
我请了那天的假。母亲听见我向店里说家里有事,把手里的湿纸巾揉成一团,说:“不用为了我误工。”
“今天留下,是我自己决定的。”我说。
下午,我们坐在那张桌子旁,把电话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晚班时我不能带手机进去,但排班提前几天就能知道。我把这周的晚班日期写给她,告诉她哪些时候我接不到电话;她也把自己常去活动室的时间写下来。那张纸没留签名栏,母亲却拿着看了好几遍。
她还是希望我搬回去。我也仍然不同意。说到这里,她把纸折起来,压在杯子下面,起身去做饭。我们谁都没再提那份赡养书,但我知道,这事没有因为一顿饭就过去。
过了几天,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周调解员问过她,还要不要去调解室坐坐。我说可以去,这回我会一起听。
那天周调解员先向我们说明,他在调解室做志愿调解,能帮我们把话讲清楚,不能替任何一方定下必须接受的条款。母亲听完,小声说:“上次是我催他跟着来的。”
她把自己的担心又说了一遍,没有再说我接不到电话就是不管她。我也把晚班和休息日的安排说清楚:平时照旧联系,休息日去看她;遇到需要陪同的事,提前告诉我,我会安排时间。做不到的,我会当面说,不能让她干等。
周调解员问要不要把这些写成调解协议。母亲望着我,手指按住膝盖,等我回答。
“先不用。”我说,“我会照着做,但我不签那张赡养书。”
母亲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她说,过去她总觉得我一句“知道了”就走了,手里有张纸,至少能拿出来看看。说完她又问我,下次晚班是什么时候。我把日期告诉她,她拿出老花镜,在自己带的小本子上记了下来。
那晚我回到自己家,按说好的时间给母亲打电话。她接得很快,说刚洗完碗,问我明天上班早不早。挂电话前,她提醒我别忘了吃晚饭。
我看着餐桌。那天周调解员带母亲来时,赡养书就摊在那里,笔也摆好了。我没有签字,只问了他一句身份是否合法。后来我们又坐下来,才把母亲真正害怕的事、我能够做到的事,一件件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