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小说家、符号学大师艾柯在其著作《美的历史》的最后一章提出，当代女性美不再服从于单一的审美观，而是走向多元化，嘉宝、赫本、克劳馥等不同风格的影星可以并存的电影文化就是有力的证据。

当代女性美真的走向多元化了吗？艾柯说的有一定道理，不同风格的影星可以分据市场，吸引不同的观众，然而，他忽视了这很大程度是电影公司和影星制度“制造”的结果，当电影需要观众把女演员看作女神，其包装、化妆、发布的消息就倾向把女星神秘化；当电影需要观众把女演员看作是邻家女孩，其宣传策略就是拿女性的绯闻、结婚、生子、购物等当炒作素材。在外表的风格包装方面，也是基于对竞争市场的预测。梦露是性感女神，赫本是清纯少女；TWINS在艳照门之前是打玉女牌，如今被绯闻所苦，就得重新定位。对于这些女星而言，美是包装、展示与出演的风格效果。

纵使是有各种风格的明星活跃在屏幕，明星所代表的美依然是非常单一的，其标准依然是非常严苛的，有些标准几乎很难被挑战，如苗条，年轻，时尚。众人都慨叹唐代的审美风尚一去不返，而就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其画报、广告、日历所展示的美女，依然丰腴。但当代的明星视“丰腴”为意外事件，如林芳兵为演杨贵妃而增肥，这是为了重现历史之美，是僭越了当代美的标准，演员是为此而作出“牺牲”。

苗条成为一个强迫性的律令，乃至于苏珊·波尔多称之为“苗条暴政”，她进一步分析说，苗条的审美标准，是社会文化把高效率、现代感、自我约束、节约空间等价值观投射到女性的身体之上。确实，那些骨感的美女，无论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还是王菲，都以其骨感显示某种机器般的紧致、坚挺之美。近年特别受追捧的范冰冰、周迅、张柏芝的“锥子脸”也是这种审美的产物，小脸为美，这与苗条理想一脉相承。问题是，这样的美对大多数女性而言意味着酷刑，宽脸的女人惟有削骨磨腮垫下巴才可能有小脸，小脸的女人也不能一劳永逸，日常吃饭还不能用力咀嚼，以免咬肌变得肥大。

年轻化更是明星文化所孜孜以求的。在镜头下生活的明星，自甘成为摄影机、灯光和角度的奴隶，皱纹和斑点都是不容出现的，更重要的是，明天要比今天更光彩照人，更年轻美丽。赵雅芝的驻容术因而成为大众梦寐以求的秘笈，众人都希望能够获得这样的秘笈。赵雅芝现象是明星文化恐惧衰老的反面代表，如果说林志玲以30岁走红挑战了“出名要趁早”的名言，那么，赵雅芝展示了另一个超越年龄的可能。五十岁是步入老年人的一个分界线，也是很多女性息影的年龄。50岁是让自己优雅地老去，还是顽强地抵抗衰老？不少女星选择了后者，麦当娜大姐在50岁时穿着读初中的女儿的校服出来秀年轻，刘晓庆在五十多岁时还扮作少女。明星文化视年轻为顶礼膜拜的神灵，衰老是最可怕的诅咒。优雅老去的说法显得很傻很天真，自然是美的说法也显得很假很暴力。

明星文化带动一种“人工的美”，虽然其形象宣传还是竭力掩饰明星整形、美容的事实，但它并不讳言明星的美是“做”或“养”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女性美的观念是稍微松动了，换言之，美不再是少数天生尤物的专利，也不是养尊处优的贵族才可以享有。一方面，不同阶层的女性均可有享受美的条件，时尚大众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阶级的鸿沟，当代的时尚美容工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更加大众化；另一方面，整形手术所代表的人工美也不再是羞耻和虚荣的代名词，人工塑造出来的美逐渐被接纳。从这个角度说，当代的审美标准是“民主化”和“多样化”了。

然而，我们需要分清，这种看似给女性带来选择空间的美丽消费，其实是花样翻新的奴役。当代的美丽事业所带来的风险，一点也不比古代的缠足低。节食减肥而导致的极度饥饿感、无力感、厌食症，是对身体持续的折磨，现在已经成为城市和发达国家的流行病；美容整形手术给身体带来的直接后遗症，让很多女性承受的疼痛不亚于缠足，而其健康的隐患比缠足更甚，植入的假体一辈子都有可能出现并发症；抽脂、拉皮也会改变身体的代谢机能，所谓的百分百安全的整形手术只是广告制造的神话，是医生的虚假承诺。

当代女性解放了吗？自由了吗？当代女性说起缠足，好像说的是古老愚昧的一群女人。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我们是新社会里新生的一代，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可以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事实上，我们跟缠足的祖辈一样，都在文化的强迫之下修饰自己的身体，在美的名义之下伤害自己的身体。

美的标准的多元化只是假象，是时尚工业制造出来推销各式商品的花招，在商业与消费的时代，反省女性美的标准，是文化批评需要持续进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