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李在明7日即将到访的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曾因荒废濒临拆除，30余年前靠三星一名员工提议的“嵩山项目”得以重生。

​1990年，三星物产员工李在淸从上海出差归来，在公司历史文化项目征集活动中提出旧址修复构想。彼时旧址长期作民居，原貌尽毁、历史价值被遗忘。该提议获采纳后，三星于1991年与上海市签约，出资迁走住户，经史料考证和精细修缮，还原了会议室、宿舍等临时政府时期空间，还征集到独立运动家使用过的桌椅等文物。

谁能想到，这个如今被韩国人视作“建国之根”的圣地，在1990年李在淸眼中竟是另一番模样。那年春天，他因商务考察走进上海马当路的普庆里弄堂，石库门建筑的清水红砖早已斑驳，临时政府当年的办公地被隔成几间逼仄民居，墙皮剥落的角落里堆着煤球和旧家具，孩童在曾召开过独立运动会议的天井里追逐打闹，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痕迹，只剩老住户口中一句模糊的“以前住过不少外国人”。李在淸攥着兜里刚拍的照片，心头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他在韩国上学时读过这段历史，1919年“三·一起义”失败后，金九等爱国志士正是在这里建立临时政府，1926年正式迁入普庆里4号，直到1932年虹口公园爆炸案后被迫撤离，整整在此抗争了6年之久。

提议递交之初，不少人觉得这是“吃力不讨好”。1991年的三星刚筹备进入中国市场，主业集中在电子和基建，没人想过要跨界做历史修复。有人私下议论，一个员工的突发奇想，何必动用企业资金去修复一个外国的旧址？但李在淸在汇报时翻出了一张老地图：“这里不仅是韩国的独立记忆，更是中韩共同抗日的见证。临时政府迁离上海后，辗转重庆等地，始终得到中国的支持，这份情谊不该被时光掩埋。”这番话打动了管理层，也让“嵩山项目”有了落地的可能——取名“嵩山”，正是寓意要让这段厚重历史像嵩山一样屹立不倒。

迁走住户的过程远比想象中曲折。当时普庆里4号住了7户人家，最长的已经在此生活了40多年，有人担心搬迁补偿，有人舍不得老邻居。三星团队没有硬来，而是挨家挨户上门沟通，不仅按当时的高标准提供了安置房源，还帮着老人联系新社区的医院和学校。有位独居老人舍不得院子里亲手栽的石榴树，项目组特意请园艺师傅把树移栽到新住处，这份细致让原本抵触的住户渐渐松了口。整整8个月，从签订搬迁协议到清空房屋，没有发生一次争执，老住户临走前还特意叮嘱：“这房子有故事，你们一定要修好了。”

修缮更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为了还原临时政府的原貌，团队从韩国国家档案馆调来了1926年的办公布局图，又跑到上海图书馆翻阅当年的法租界档案，甚至远赴美国找到独立运动家的后裔征集线索。会议室的木质地板要选用和当年同款的老杉木，工作人员跑遍江浙沪的老木料市场才找到货源；金九办公室的书桌，是根据一张模糊的历史照片复刻，光打磨工艺就试了12次；征集文物时，有位韩国老人捐赠了祖父用过的钢笔，笔帽上还刻着临时政府的徽章，老人含泪说：“祖父临终前说，总有一天要让年轻人知道，他们在上海流过的血没有白流。”1993年4月，修复后的旧址正式开放，当韩国游客看到还原的临时政府会议室、墙上挂着的《临时宪法》影印件，还有独立运动家们用过的桌椅、文件袋，不少人当场落泪——那段被遗忘的历史，终于在石库门里重获新生。更让人欣慰的是，2001年旧址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缮，相邻的3号、5号被一并纳入，展厅面积大幅扩展，展览内容也从“临时政府在上海”延伸到“临时政府在中国”，让这段跨国抗日记忆更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如今再看这场跨越30余年的修复，背后藏着太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三星当年的这笔投入，没有直接带来商业回报，却让这个旧址成为中韩人文交流的核心纽带。自1992年中韩建交后，卢泰愚、朴槿惠等多位韩国总统都曾专程到访，2026年恰逢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李在明的此次造访更是延续了这一外交传统。截至目前，这里累计接待游客已达390余万人次，近年来年均客流稳定在20万左右，其中90%以上是韩国游客，足以见得它在韩国民众心中的分量。历史记忆的保护从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某一个企业的义务，它需要更多人主动站出来，用行动留住那些不该被时光冲淡的痕迹。

有人说三星是为了讨好韩国政府，也有人说这是企业的公关手段，但这些质疑在真实的历史面前显得苍白。李在淸后来回忆，促使他提出提议的，是不想让这段承载两国抗日记忆的历史被遗忘。要知道，当年震惊世界的虹口公园爆炸案，正是金九在这处石库门里策划，韩国义士尹奉吉执行，而炸弹更是由中国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骉协助制作的，这份跨越国界的抗日情谊，本就该被永远铭记。企业的力量、个体的坚持、两国政府的支持，三者缺一不可，才让这座石库门建筑穿越风雨，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它不仅见证了韩国民族独立的艰辛，更记录了中韩两国在烽火中结下的深厚情谊，这种情谊，不该因时间流逝而淡化，更不该被现实利益所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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