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仍是少年：杨振宁传》作者：林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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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我们讲到了杨振宁离开普林斯顿，到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开辟了一番新天地，并多次回国，搭建起中美间了解和友谊的桥梁。

杨振宁在石溪分校工作到1999年，之后回到北京清华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杨振宁回到清华园的故事。

开创新事业——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其实早在1999年正式退休前，杨振宁就已经开始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筹办事宜四处奔走了。那是1996年，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邀请杨振宁回清华，一起创办一所高等研究院。清华园——那是杨振宁童年时的乐园，因此他欣然答应。

但当时杨振宁还没有退休，只能先在美国和香港地区募集资金。1997年6月2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正式宣告成立，并于2009年更名为高等研究院。在这个过程中，杨振宁发起建立基金会，带头捐款100万美金，很多朋友也纷纷效仿。

其中有一位捐助者非常值得一提。他叫‌‌詹姆斯·赛蒙斯，数学家，量化投资大师。赛蒙斯23岁就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学位，后来与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共同提出“陈—赛蒙斯理论”，对量子场论和弦理论有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赛蒙斯也是一个神一般存在的量化投资高手。1982年他凭借着自己的数学天赋在华尔街创办文艺复兴技术公司，旗下的投资基金业绩常年碾压“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鳄”索罗斯等投资界的顶流大腕。

从1988年开始，赛蒙斯掌管的“大奖章基金”年均回报率高达34％，即便是在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该基金的回报率不降反升。接到杨振宁的邀约后，这位量化投资大师慷慨解囊，给清华园里投资了三栋楼，这就是“陈赛蒙斯楼”。

资金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要招揽顶级人才加盟。正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杨振宁本人身先士卒，在高等研究院担任名誉教授，带博士生。之后他又列出了一张拟聘大师的名单。

从1997年成立以来，研究院聘任了多位顶级学者。比如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姚期智，2004 年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辞职，到高等研究院任全职教授。2021 年他获得了日本京都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

还有密码学家王小云，被高等研究院聘为 “杨振宁讲座教授”，2005年入职。王小云于 2017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9 年获未来科学大奖 ——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2025 年获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其实1999年从石溪分校退休后，杨振宁就想立刻归国。之所以耽搁下来，是因为他的夫人杜致礼罹患软组织肿瘤，需要动手术。但手术并没有挽救她的生命，2003年10月19日，杜致礼病逝；当年年底，杨振宁孤身一人回到了清华。

杨振宁将自己的新居命名为归根居，取叶落归根之意。他还做了一首《归根》诗，抒发自己的心志：

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

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

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

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这首诗的首联取自唐代诗人骆宾王的《浮槎》，意思是说当年我自恃有才，抱负远大。后面讲到的“千古三旋律” 则是指他在 2002 年的一篇演讲中，总结出二十世纪理论物理学发展的三个主旋律，分别是量子化、对称和相位因子。

而在诗的尾联，杨振宁体现出一种“不服老”的心境，即使已是年过八十的耄耋之年，自己也要以“东篱归根翁”的身份，开启一番新事业。其中的豪气，颇有几分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浑气势。

2004年9月，杨振宁应邀为新入学的物理系新生上了一个学期的普通物理课。工作这么多年来，他极少给本科生上课，之前他在石溪分校曾给本科生上过两次，这是第三次。200多名大一新生挤满教室，后排则站着慕名而来的外校教师。

杨振宁一共讲了30次，每次两堂课，大约讲了课本内容的一半。在最后一讲，他没有讲教材的内容，而是跟莘莘学子们分享了几位大物理学家的故事。有学生回忆这些课：“杨先生的板书工整，推导公式时手指微颤，却坚持站满90分钟。”

杨振宁的这一做法，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央视记者采访他时，提到了《归根》那首诗里的一句“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问他给本科生授课，是不是在“当指路松”？以后还会继续给本科生上课吗，还是把精力转移到研究生身上？

杨振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解释说到了自己这个年纪，已经很难再带着学生们在某个领域冲锋陷阵了，但自己可以给他们一些方向上的指引，就是“指路”。作为一名老师，最值得得意的事是让学生们能学到一些真东西，能走到某个领域里。

2012年，杨振宁 90 岁寿辰之际，清华大学召开了专门的学术纪念会，并赠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那是一块精巧的黑水晶立方体，顶部是他最喜爱的杜甫的诗句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四个侧面则镌刻着他的13项科学成就。

杨振宁高兴地说，这是自己收到的一件极重要的礼物。因为这是独属于他自己的荣耀，是他在粒子物理、场论、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四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每一项都具有开创性。它们如同13颗璀璨星辰，照亮了现代物理学的天空。

对建造大型对撞机说“不”

虽然杨振宁已经站在了学术“金字塔”的塔尖之上，但他绝不只是圈内闻名，而是经常“出圈”。2016年发生的一件事，让这位90多岁的老人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这一年8月底，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杨振宁。

这篇跟高能对撞机有关的文章写道：“每一次实验的突破，都代表着人类进一步地了解有史以来最想知道的事：天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些实验背后的基础理论都用到杨先生的学说，因此每一次突破，我们对杨先生的学问会有更进一步的景仰！所以说杨先生反对高能物理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人费解！”

杨振宁认为这篇文章对他有所误解，因为他绝不反对高能物理继续发展，他反对的是中国要建造超大对撞机。因此2016年9月4日，他在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撰文进行澄清，这篇文章的标题很直白，叫《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杨振宁的反对理由有七条，我们着重讲前三条，主要是分析建造超大对撞机的性价比。在第一条，他指出美国在建造大对撞机时有过痛苦的经验。早在1989年美国就开始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一开始预算 30 亿美金，但30亿美金用完后显然不够，又要追加到80亿美金，最后在社会的一片反对中不得不终止，白白浪费了30 亿美金。他担心中国的超大对撞机项目，也会步美国的后尘。

这里补充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在欧洲，坐落于瑞士和法国的交界地带，在日内瓦的侏罗山地下100米深，总长约27公里的隧道内。这个对撞机的建造前后用了很多年，建造费再加上探测器费等，不少于100亿美金。

杨振宁在文章中估算，中国要建超大型对撞机，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金。虽然这笔费用可以由很多国家分摊，但中国要占的份额仍然相当可观。尽管我国GDP已经跃居第二，但人均GDP还很低，还有数亿收入更低的农民和农民工，所以杨振宁建议，这笔资金应该要用来解决环保、教育、医保等燃眉之急的问题。

这是杨振宁反对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即便中国能拿出这笔钱来发展科技，那为什么不用在一些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呢？比如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天文物理，等等，也需要突破。一旦上超大对撞机项目，这些项目的经费势必被挤压。

或许是因为杨振宁的反对，这个项目当时并没有上马。事实上，这并不是杨振宁第一次反对建造对撞机，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曾反对过两次。第一次是1972年他参加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高等物理发展与展望”的座谈时。

当时与会的学者有三十多人，有人提出要建造高能加速器，其它人都表示赞同，只有杨振宁明确反对。他说：“造贵的加速器与目前中国的需要不符合”。他还说：“我的想法也许是错误的，但据我观察，我相信，我的想法是对的。”

在那场座谈会上，杨振宁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制约高能物理发展的瓶颈不是建造加速器，而是要先实现物理观念的突破，而这个突破要来自理论物理领域。就像他和李政道先提出来“宇称不守恒定律”，然后吴健雄才取得实验突破的。

他提的第二个理由还是跟性价比有关。1972年，中国还处在一穷二白的特殊时期，很多人连肚子都填不饱。杨振宁建议应该把宝贵的资金花在刀刃上，先发展计算机、生物、化学等容易出成果、成果更容易给民众带来福祉的项目。

那次座谈会让国内物理界的同行们，第一次见识到了杨振宁的坦率、直接，也给他赢得了“杨振宁舌战群儒”的美誉。最后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表示赞同，说目前的研究方向应集中在花钱不多、设备不复杂而有意义的工作上。

等到1978年春，中国科学界再次考虑重启加速器建设工作，杨振宁再次表示反对。当时海内外重要的物理学家中，大概只有他仍持反对意见。不过一两年后反对的声音变多了，因为其它领域的研究者担心，这个项目会吸光所有的经费。

1980年1月，广州从化召开了一个高能物理理论讨论会，有一百多人参加，杨振宁和李政道被安排为会议发起人，其中有个议题就是讨论高能物理的发展。杨振宁清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这些专家签名，支持建造加速器。

杨振宁最终没有参会，其他人不但参加了会议，还在支持文件上签了名。他的“不配合”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杨振宁只好写了一封公开信进行澄清。他写道：“……我不能够无愧于心地去签署这个文件，因为我认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名，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名。”

这就是杨振宁，有着儒家士大夫的风范，那是源自少年时读的《孟子》中的理念——虽千万人，吾往矣。

好了，本节的内容我们就先聊到这。下一节，让我们暂时离开科学，走进杨振宁的情感世界。让我们下节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