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2日清晨，上海望平街，这条当时中国报馆云集的街道早已挤满人群。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从汉口传来的最新电报，这些电报将告诉他们：武昌城里的起义军是否还坚守着，清廷的军队到了哪里。

此时，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仅仅过去了不到48小时。然而，这场革命的火种已借助电报线以惊人的速度蔓延至全国。

在电报出现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社会的信息传递体系运转缓慢得令人窒息。

官方主要依赖驿递系统，地方紧急军情往往需要数日甚至数十日才能送达中央。道光年间，林则徐在广东的奏折传到北京需要至少20天，皇帝批复再传回广东，又要20多天。

这导致朝廷的决策往往严重滞后于现实变化。

普通民间通信则依赖“民信局”，但传递周期更是漫长。在南方水乡，民信局依靠“航班船”，每隔10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发一班；在北方和山区，则依赖马帮、驼队，时间更是不定。

这种滞后的信息传递严重制约了清政府的统治效率。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当咸丰帝的谕旨终于送达前线将领手中时，太平军早已转移到数百里之外了。

电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19世纪70年代，丹麦和英国的电报公司率先在中国架设了海底电报线路，将中国与全球连接起来。

1881年，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长途电报线路——津沪线开通，开启了中国通信近代化的进程。

此刻，没有人预料到，这种新技术，将在40年后成为加速一个帝国崩塌的致命工具。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枪声大作，新军起义士兵迅速攻占各战略要点。由于事起仓促，起义军在占领武昌电报局后，只破坏了主要设备，却未发现电报局还留有备用机器。

这一疏忽，让逃到“楚豫”兵舰上的湖广总督瑞澂，竟抢在电报线被完全切断前，成功向北京发去了求援电报。 起义的仓促，在这场信息争夺战的第一回合就暴露无遗。

11日晚，湖北谘议局内灯火通明。初步稳定局势的革命军将领意识到：必须立即向全国发声。他们迅速拟定了一系列通电，号召各省响应革命。

这些电报通过汉口向东经九江通往上海、向北经河南直达北京等数条电报线路，被发送至全国各地。

然而，信息控制权是动态的。10月12日，汉口电报局因周围起火，电报生逃散，通讯一度中断。 两天后，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接管电报局，但严格限制收发电报，以防清朝密探传递消息。

军政府领导人黎元洪甚至专门召见汉口电报局的洋总管蓝佩克，明确规定了电报收发的新规则。这些措施阻止了有关清军南下增援消息的传播，对稳定人心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北京，清政府同样意识到电报在这场危机中的极端重要性。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的次日，邮传部就密令上海电政总局局长周万鹏，指示应对策略。当起义军接管了位于租界的汉口电报局后，清政府方面紧急采取应对措施。

一条“信息防线”被构筑起来。 清政府下令九江、信阳等地的电报局暂时切断直达线路，阻止革命军的电报传播。同时，邮传部严密监控各地电报局，严防革命信息的传递。

为保持北京与汉口的联系，清廷甚至尝试在汉口下游的阳逻码头设立临时报房，接收从汉口由水路送来的电报，再转发各地。但随着下游黄州被革命军占领，这一方案很快夭折。

清政府还试图控制舆论。他们不仅限制国内电报的传递，还一度试图限制在京外国人拍发电报。但这立刻遭到外国使节的强烈抗议，清政府只得妥协。

更深层的控制体现在对“谣言”的恐慌上。 清政府意识到，革命党人正在利用电报发送“伪电”，意图扰乱人心。而部分地方绅士作为当时的“舆论领袖”，也开始传播各种不利于清廷的消息，进一步侵蚀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电报不仅传递事实，更催生了人心向背的转变。

11月1日，清军短暂攻陷汉口，重新控制当地电报局。但此时大局已难以逆转，此前湖南、江西等省已相继宣布独立，省内黄州、宜昌等地也已反正。

南方各省的电报线路逐渐连成一片，完全处于革命阵营掌控之下。

在上海，这个当时全国电报网络的枢纽，变化尤为明显。望平街上的报馆每天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人们聚在一起，焦虑地讨论着从电报局传来的最新消息。报纸一旦刊登革命军失利的消息，就会立即遭到读者围攻，被斥为“造谣”。

电报不仅传回了胜利的消息，也唤起了人们的行动决心。从上海开往汉口的长江轮船上，多达八成的乘客是前往参加革命的工人和学生，甚至有许多归国华侨。

更微妙的是，电报技术本身成为革命政府治理能力的象征。 武昌起义后不久，湖北军政府成立交通部，任命革命党人熊继贞为部长，大力整顿武昌、汉口电报局，确保了武汉地区电报通信的正常运转。

上海独立后，沪军都督陈其美致电全国，明确表示上海电政总局将继续作为全国电政的统一总机关。

浙江、云南、安徽等省都督相继承认这一安排，但也有些省份表面承认，实际上仍然把持着省内电政。电报网的统一，与政治上的统一，呈现出某种同步的张力。

这场信息战甚至跨越了国界。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清政府外务部紧急电示各驻外使臣，要求他们搜集各国政府、政界人士和媒体对中国时局的评论。

这些评论被及时翻译，以电报或信函形式送回国内。清政府试图通过这些情报，了解国际社会的态度和可能干预的方向。

但电报带来的并不都是对清廷有利的消息。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对中国革命抱有一定同情。这些通过电报传回的国际舆论，反而动摇了清廷内部一些人的信心。

电报加速了革命的全球化传播，使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置身于国际视野中。

在这场电报战中，真真假假的消息交错传播，形成了独特的心理战场。 革命军方面积极利用电报散布各种消息，既有真实的战报，也有故意扰乱清军军心的“伪电”。

革命党人曾虚构革命军实力强大的消息，这些电报在清军将领中传播，增加了他们的疑虑和动摇。

清政府同样试图利用电报巩固统治，发布“安电”安抚人心。但随着公信力的丧失，这些官方消息往往被民众怀疑甚至无视。相反，民间流传的关于清朝即将灭亡的各种预言和歌谣，却通过口头和电报迅速扩散。

从上海电政总局的办公楼挂出白旗那一刻起，清政府彻底丧失了对南方电报网络的控制。电报技术的普及，使武昌起义的消息在几天内传遍全国，在两个月内促成十余省独立。

以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形成的气候，在电报时代只需要几周。 当上海望平街上等待消息的人群逐渐散去，他们已经从电报带来的新闻中确信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