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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之死:发作到辞世仅45分钟,死前留下两遗憾和四句经典遗言

镇压太平天国、拿下不世之功的曾国藩,人生巅峰的起点,恰恰是他晚年憋屈日子的开端。
1864年7月,天京城破。
烈火卷着天王府的残纸往天上冲,曾国藩站在城头,指尖还沾着没拍掉的烟灰。

朝廷的封赏紧跟着就到了,太子太保衔、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有清一代的文官里,他是头一个拿到这个级别的。
看着是光宗耀祖的天大好事,可是曾国藩自己心里门清,刀尖已经悄悄架到了他脖子上。
以他为首的湘系势力,当时已经占了清朝半壁实权,位至总督的有15人,巡抚14人,其他各级文武官员不计其数,这么大一股势力搁哪个皇权眼里,都是睡不着觉的刺头。

他没等朝廷发话,第一时间主动裁撤25000湘军,明着交兵权表忠心,想着能稍微缓解下清廷的猜忌。
不过这点妥协,压根没打消统治者心里的不安,湘系这棵大树的根须扎得遍地都是,谁也拔不干净。
而此时北边的捻军,已经成了新的心腹大患。

差不多和太平天国同时闹起来的捻军,早年在豫东南、鲁西南流窜,受了不少清军的打压,后来跟太平军搭上线,借着庇护慢慢发展,等太平天国覆灭的时候,反而越打越强。
1864年12月,遵王赖文光带着太平军余部北上汇合,整编成了十万多人的大部队,全是骑兵多步兵少的配置,活动范围横跨八省,行踪飘忽得很。
清廷思来想去,觉得刚打完太平军的曾国藩是剿捻的不二人选,一道圣旨下来,封他做钦差大臣北上平叛。

曾国藩本来挺有信心,想着自己“结硬寨打呆仗”的法子,连天京都围下来了,收拾捻军还不是手到擒来。
等真到了前线他才傻了眼,赖文光早就摸透了他的路数,根本不跟他打阵地战,几万骑兵一天能跑两百里,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你追他就跑,你分散兵力他就集中起来啃你薄弱点。
他先是搞“重点防务、坚壁清野”,一度把赖文光逼得差点断了补给,可转头捻军就兵分两路跳出包围圈,他的围堵计划直接破功。

气急败坏的他又在周口到漯河修了百里沙河防线,想把捻军堵在陕西四川外面,结果捻军转头绕路冲进了山东,第二次计划又落了空。
围剿捻军整整两年,曾国藩始终没能剿灭捻军,收效甚微。
最后反倒是他的门生李鸿章接手,依托淮军完成剿捻,凭这份大功升任湖广总督。
曾国藩嘴上还对着旁人夸学生青出于蓝,夜里翻自己写的兵书,半天落不下一个字,那股堵得慌的酸味,没人比他自己更清楚。

1868年他调任直隶总督,年近六十的人本来打算消停一阵,多推进点洋务运动做点实事,没成想天大的锅直接从天而降砸在了他头上。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当地民众不满法国传教士的横行不法,冲击教堂打死了几十名外籍人士,七国公使直接把军舰开到了大沽口,放言要是处理不好直接开战。
这事谁碰谁倒霉,偏袒百姓就要挑起战争,偏袒洋人就要激起民变,里外不是人。

当时曾国藩肝病已经很重,时不时就头晕脚麻,本来想以养病为借口推脱,可朝廷明摆着就是要找个背锅的,圣旨一天一道往天津催,逼他立刻动身处理。
他到了地方先发布《谕天津士民》安定民心,查清楚所谓洋人挖眼剖心的传闻全是谣言,可洋人的要求半分不让,要求严惩凶手,索要 20 名肇事者抵命,同时要求追责天津府县官员,不然立刻开战。
更让他为难的是朝廷的态度,一边私下暗示不能挑起边衅,一边明着发上谕说不能失了民心,所有的压力全堆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熬了半个多月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最后定了方案:正法 18 名为首者,25 人流放,将张光藻、刘杰革职发配黑龙江,赔偿 46 万两白银,派崇厚去法国道歉。
结果这个方案一公布,全国舆论直接炸了,朝野上下人人骂他是汉奸,湖南同乡甚至把他挂在湖南会馆的牌匾直接扔到了大街上,半辈子靠程朱理学攒出来的道德名声,一夜之间碎得稀烂。
不久李鸿章前来接手后续交涉,大体延续曾国藩的处理思路,再做调整谈判,风波逐渐平息,舆论的怒火大多落在曾国藩身上。

他事后自己在家书里写,“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一辈子爱惜羽毛的老夫子,半辈子的自我要求全在这一件事上破了功,怎么想都过不去这个坎。
恰好这时候两江总督马新贻当街被刺,朝廷顺坡下驴把他派回南京当两江总督,名义上让他查刺马案,实则把直隶总督的肥缺顺理成章给了李鸿章。
马新贻并非湘系中人,他到任后清查江南、持续裁撤湘军旧部,触动了湘系集团的利益。
民间长期传言此案是湘系策划,有说法指向曾国荃,但这只是后世猜想,并无确凿史料证实。
曾国藩审案仅定张汶祥一人凌迟,不再深挖,慈禧对此心知肚明,君臣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默契。

曾国藩最后审案只抓了张汶祥一个人凌迟处死,其余半个字都没深挖,慈禧远在京城看得明明白白,俩人这算是打了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君臣之间那点最后的情分,也就剩薄薄一层窗户纸了。
他回南京之后的日子过得算不上顺心,一边处理地方政务推进洋务,一边补写老部下刘松山的墓志铭。
刘松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猛将,跟着他平太平军打捻军,后来随左宗棠去西北平叛的时候阵亡,曾国藩一直觉得是自己把对方推到了险地,写了改改了写,总觉得怎么写都配不上刘松山的战功,直到自己去世,那篇墓志铭也没写完,只留下百余字的残稿。

此外他最挂心的就是和李鸿章、容闳一起提出来的留美幼童计划,当时国内没人愿意把孩子送到万里之外的“蛮夷之地”,选拔过程拖了两年多,他连上三道奏折催进度,盼着能早点把这批孩子送出去学技术,给大清攒点真正的自己的人才。
可他到底没等到幼童出发的那天。
1872年3月12日,南京下着点细碎的冷雨,他吃过晚饭跟长子曾纪泽在总督衙门西花圃散步,走了没两步突然脚麻站不住,曾纪泽扶着他回书房,他端坐在椅子上,四十多分钟之后就没了气息,脸上还带着点笑意。

传统士大夫眼里,坐着离世是顶好的善终,他一辈子克己复礼修身齐家,到最后落了个体面的结局,享年62岁。
死前他给子孙留的四条遗言,半点儿没提家产权势,只写了慎独、敬畏、仁义、劳动,全是他一辈子恪守的修身准则。
他走之后五个月,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终于从上海登船,后来的詹天佑、唐绍仪这些人,全成了撑起中国近代化的骨干,要是他泉下有知,想必也能少点遗憾。
后世总说他是中兴第一名臣,也总骂他是卖国的汉奸,可哪有什么完美的圣人,他一辈子在皇权猜忌、洋人要挟、百姓情绪的夹缝里走,最后带着骂名还在推洋务、派幼童,这个在泥坑里摔了一辈子的老读书人,其实比标签里的任何一个身份,都要真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