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里有一句台词: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百姓的主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
这句话点透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是如何解决财政困难的。一旦国库亏空思路很简单,要么打百姓的主意,加征赋税、摊派徭役;要么打商人、富户的主意,征商、榷利、强制献纳。这是古代财政最常见的剧本,这套财政逻辑在西汉时期形成了一套极具代表性的方案。
司马迁写《史记·平准书》,回忆汉朝开国七十多年后的家底,用了几个很实在的画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京师的钱堆到数以万计,串钱的绳子朽断了,数都数不清;太仓的粮食一年压着一年,溢出仓外,堆在露天,烂得没法吃。
而史记上也明文记载汉文帝十二年,下诏把田租减半;第二年,索性"除民田之租税",一分不收;一直免到景帝即位,才恢复"三十税一"。也就是说这中间十来年国家从土地上收的粮食是零。
但国家不收租,那些钱哪里来的,总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吧?
其实细看西汉的真实历史情况,会发现古人搞钱的手段,比你想的野多了。
许多人觉得文景之治是第一大仁政,给全国农民免了“土地税”,但实际上汉文帝免掉的只是“田租”(按亩收粮),这在汉朝财政收入里只占个零头。而真正撑起国库的,是按人头收的现金税(铜钱),当年的人头税标准是:
• 算赋(成年税):15-56岁男女,每人每年交 120 钱(商人奴婢还要翻倍)
• 口赋(儿童税):7-14岁小孩,从7岁起每人每年交 20 钱(武帝时改从3岁起征)
• 更赋(免役税):成年男性每年要服劳役一个月、不去交2000钱;还有戍边三天的义务,不去交300钱。
而文景时期人口暴增到 3500 万以上,光靠几千万人的“人头费+免役费”,国库的铜钱就堆成山了。
而且这钱不是一年收一次,是同一年里按月分几批收,由里正一笔一笔交到乡里。而农业社会里没有稳定的现金流。秋收时粮价最低,青黄不接时最高,而赋钱的征收偏偏"不时"(随时)。所以:"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手里有粮的,半价卖掉换钱;手里没粮的,借一倍利息的高利贷。最后卖房卖地,卖儿卖女)。
那不收粮,满仓腐烂的粮食又是哪来的?
不收田租的底气,来自名臣晁错给汉文帝出的一个主意:《贵粟疏》(入粟拜爵)。
于是朝廷向全天下的土豪宣布:只要你自掏腰包,把粮食运到边疆或国家粮仓,就能直接买大汉的“爵位”,同时享受免徭役等政治特权,甚至犯了罪也能拿粮食抵消刑罚!《汉书·食货志》记着:运六百石粟到边塞,赐爵上造;四千石是五大夫,一万二千石是大庶长。
当时爵位不是空名,能免役、能减罪,社会地位也不一样。于是全国地主富商开始疯狂收购粮食,自己出运费往国库里塞。《汉书》说,实行几年之后"边食足以支五岁",边塞的粮够吃五年。
朝廷不派一个催税吏、不花一分运输费,直接把民间富豪手里的余粮吸了个底朝天。粮仓爆满,汉文帝这才大手一挥:免除全国田租 13 年!
且汉朝财政是分国家和皇室两本帐的,国家公库归大司农,皇室私库归少府。
"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山林川泽的租税、部分市肆之税,进的是皇帝自己的账。皇帝修宫室、办器物,从这里出,不动国库。文帝即位后开放山林川泽,允许民间煮盐、开矿、采捕。于是工商业开始极度繁荣,养出了吴濞、邓通这样的巨富;而皇帝小金库的钱也因此比国库还多,不仅皇家开销不占公款,皇帝高兴了还能倒贴国库。
再加上文景两代皇帝确实是没有发动大的战争没有搞大型基建,例如汉文帝在位 23 年没建一座新宫殿,连修个露台算算要花“百金”,都心疼得立刻作罢。所以国库想不满都难。
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负担并没有减轻,反而更重了。因为汉文帝免田租免的是大地主而不是平民!
大地主坐拥良田万顷,朝廷免了田租,他们一粒粮不用交,直接爽翻了; 底层佃农名下没地,免田租跟他们毫无关系!他们不仅要向地主交 50% 的恐怖地租(这个是地主和佃户间的不免),还要在丰年贱卖粮食换成铜钱去交朝廷沉重的人头税和免役税!至于自耕农,一般也就有十几亩薄田,田租那点减免基本上都被人头税吃掉了。
所以免田租这件事,账面上是"惠及万民",落到地上是按亩分配的。有万亩良田的人,免的是万亩的税;有十亩薄田的人,免的是十亩的税;一分地没有的人免的是零。"轻徭薄赋"这四个字,落到不同的人身上,分量完全不同。
所以西汉前半场的逻辑是免土地税、收人头税、卖爵位,从而充盈了国库,顺带养肥了无数顶级豪强、大地主与盐铁大亨。
但豪强们属于被养肥的猪,待汉武帝上台开始打匈奴时,就要对他们下手,把文景时期养肥的豪强富商连本带利全收割了一遍。
武帝先是加大卖爵的力度。元朔六年(前123)设"武功爵",明码标价,买了能免役、能优先做官。
再是盐铁。元狩年间,大农丞孔仅、东郭咸阳主持,把煮盐、冶铁收归官营,民间私自煮盐铸铁要受刑。
再是算缗、告缗。元狩四年(前119)下算缗令,让商人、放债的、手工业者自报财产,按值抽税;隐匿不报的,鼓励别人告发,告发者分一半财产,被告的发配边郡。这就是告缗。《史记·平准书》写:"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等家产以上的人家,几乎被告了个遍。
最后是均输平准。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把各地贡物改成官营贩运,贱买贵卖,既平物价,也赚差价。
这套组合拳让国库再一次满了,但民间怨声载道,于是公元前81年朝廷召开盐铁会议,各地的儒生跟桑弘羊当面吵架,就争一件事,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到底是救国还是害民?吵架的官方记录就是《盐铁论》。那场辩论里无论儒生理由有多充分,桑弘羊反问了一句话就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不打匈奴,边患谁来挡?不理财,军费从哪出?
所以历史上所谓的皇帝税收仁政,只是一个简单的税收结构调整,简单说免掉哪一种税,等于决定让哪一群人少掏钱;换一种方式收,等于决定让哪一群人先替别人掏钱。
文帝免田租、减算赋、卖爵位、放山泽,这一套组合,让国家在低税率下维持了运转,也让土地和商业的收益更快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四十年后武帝再用盐铁、算缗、告缗把这笔积累收归国有。所以历史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免税,只有换个口袋收钱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