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万元绩效奖金,一审判决要退,二审却说一分钱不用还。这是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和前客户经理刘盛丹,在2026年打到兰州市中院的劳动官司结果。
刘盛丹2014年入职交行甘肃省分行,在兰州新区支行做客户经理,工资结构是基本工资、提成和绩效。2018年1月至2023年4月,她靠销售保险理财产品,拿到绩效奖金414574.20元:客户买100元保险,保险公司返给银行10元,银行再从这10元里拿1元给她个人。据统计,她的奖金对应约4146万元保险销售额(414574.20÷1%≈41457420元)。
后来问题集中爆发。她在推销保险理财时,没有告知产品规则,夸大收益、隐瞒风险诱导客户购买,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单位资金。2025年9月11日,交行甘肃省分行以“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为由将其开除;2025年10月10日,她因犯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1个月。2026年11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甘肃监管局又披露处罚信息:交通银行兰州新区支行因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被罚35万元,时任支行行长朱愈敏受警告,刘盛丹被终身禁业。人在牢里,行业里也彻底“出局”,那41万奖金还能留在她手里吗?
一审法院的答案是:不能留。交行甘肃省分行在2026年3月申请劳动仲裁未获受理后,4月起诉至兰州市城关区法院,要求刘盛丹全额返还41万余元绩效奖金。一审支持了银行诉求,认定其违法违规销售保险,绩效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但刘盛丹不服上诉,翻盘发生在二审。
兰州中院2026年11月10日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审,驳回银行全部诉讼请求,关键落在几个制度和证据点上,而不是情绪上的“做错事就该把钱吐出来”。
第一,合同和规章里没写“违规要退奖金”,银行不能事后重写规则。双方在2023年8月起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对工资构成有约定,对绩效奖金有约定,但没有任何条款说“员工违法违规或被刑事处罚时,需全额退还已发绩效”。银行想追回,实质上是在事后扣减劳动报酬,根据劳动法和合同法,必须有明确的事先约定或合法的规章制度支撑。
第二,绩效发放本身是经过银行内部审批认可的劳动成果。绩效奖金是按保险销售额计算的,银行在发放前已有审核流程。钱已经发出去,说明当时在银行内部考核系统中,她是完成了销售任务的。现在要否认当年的考核结果,银行就必须举证说明:当年的绩效考核制度是什么,审批过程哪里违法,业绩认定为何无效。但它在诉讼中没提交完整的考核制度和标准,更没证明当时的审批有问题,只能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第三,刑事定罪的“挪用资金罪”和这笔保险绩效奖金之间,没有直接法律链条。刘盛丹被判刑的罪名,是挪用单位资金,而不是因虚假宣传保险产品被追究刑事责任。她的绩效是按保险代理销售额返点发放的,银行没有证据证明:那4146万元的保险业务因她的挪用行为被撤销、认定无效或构成犯罪收益。刑事上的“挪用资金”并不能自动覆盖到全部保险销售收入。
第四,也是败诉的致命一点:银行证明不了她在2018年至2023年间卖出的全部保单都属违规。法院认定她在职期间存在违规销售行为,但那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哪些保单是规范销售、哪些是违规诱导?它们分别对应多少销售额、多少奖金?银行拿不出业务明细和对应的绩效核算,只能笼统说“这期间的业绩都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自然无法支持“全额追讨”这种一刀切的诉求。
再往深里是法律适用的视角不同。一审更偏向用《民法典》第148条的欺诈撤销权,把银行视为被欺诈的一方,认为绩效发放是被她虚假销售“骗”出来的。二审则强调,这本质上是劳动争议,涉及的是劳动报酬,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买卖合同。银行发绩效,是内部管理行为,不是她对银行实施欺诈,让银行陷入错误认知的民事法律行为;优先适用的,应是劳动法框架里的“按劳分配”“事先约定”“规章合法性”和举证责任,而不是简单援引欺诈撤销。
这里就牵出一个行业内正在悄然改变的制度细节: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业内俗称“反向讨薪”。
2021年1月,原中国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建立完善银行保险机构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当高管和关键岗位人员出现违法违规、考核弄虚作假或风险超常暴露时,机构可以追回已发绩效薪酬,离职或退休也一样适用。据央视网2024年4月报道,截至2024年3月底,招商银行、中国银行、渤海银行等10家上市银行,在2023年年报中披露的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累计金额接近1亿元,其中招商银行一年里就对4415名员工执行追索扣回,追回金额高达4329万元。
也就是说,“干出风险要倒扣奖金”现在不是哪家银行的个例,而是被写进监管指导意见的制度方向。但兰州这起官司的结果也提醒:监管文件是允许追索,并不等于你每一次追索都能在法院站得住。
江苏常州有个类似的劳动争议案,就走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中信银行常州分行员工徐光离职后,其经手的贷款暴露出严重不良风险,当年的绩效考核被评为0分,银行据此起诉要求退还已发绩效。在这起案件中,江苏省常州市中院二审支持了银行追索,背后有两块基础:一是银行在任职期间就通过民主程序制定了不良资产问责细则,把“什么情形要退绩效”写成了制度;二是能把具体不良项目和考核扣分精准对应,证明这部分绩效直接挂在风险项目上。
和交行甘肃省分行对比,差别就清晰了:中信是在事前做足规则和数据,交行是在事后只拿结果上法庭。前者有明确追索条款、考核制度和业绩明细,能给法院一个“这笔绩效确实对应问题业务”的证据链;后者没有约定,只能泛泛指责“你违法违规了,把钱还回来”,在劳动法框架下,很容易被认定为事后任意扣减劳动报酬。
对很多在银行、券商、保险机构打工的人来说,这种“反向讨薪”的细节,可能只在年终绩效会上被略带紧张地听领导提过一耳朵——“以后有重大违规是要倒扣奖金的”——但具体怎么扣、扣多少、哪些算违规,并不一定会写进劳动合同,更不一定有员工认真翻过那份细则。这次刘盛丹案,实际上把一个平时藏在内部制度里的高压线拉到了公众视野中:如果出了风险,已经拿到手的几万元、几十万元绩效,有可能被追索,那你的合同里究竟有没有签过这条?
从结果刘盛丹的个人处境已经非常沉重:挪用资金罪,11个月有期徒刑;监管部门罚单,终身禁业;银行内部,直接开除。然而在这三重代价之外,41万绩效奖金这条,法院没有再加一笔。兰州中院给出的理由,不是“她值得留点钱”,而是“银行制度和证据不给力”:你既没约定追索条款,也没拆分合规和违规业绩,更没证明这笔奖金全部源自违法行为,在这样的事实框架下,再让她吐回所有绩效,就超出了法律允许的扣薪边界。
对银行和类似机构来说,这是一堂非常直接的制度课:如果想执行监管文件里的绩效追索机制,就必须提前把追索规则写进合同和规章,走完民主程序,让员工有知情并“同意”的形式基础;同时在日常业务中建立起可追溯的业绩与风险对应清单,而不是等到出事时才笼统把整段时间的绩效都打成“不当得利”。否则,一旦走到法院,哪怕监管意见站在你这边,劳动法和举证规则也可能让你在“反向讨薪”这一步摔倒。
而对普通打工人,尤其是处在有绩效追索制度行业的人来说,这个案子也许比数字本身更值得记住的是那套逻辑:不是“做错事就必然把所有收入吐出来”,而是“你拿到的每一笔钱,都要对应清楚当时的规则”。等哪天你因为某个项目被问责时,面对的是“不合格项目对应绩效要退”还是“一段时间所有奖金都不算”,很可能就取决于你入职时那份合同和规则里有没有写明这一条。
等哪天你收到一份新单位的劳动合同和绩效管理办法,上面出现“出现违法违规、重大风险时,机构有权追索已发绩效薪酬”这样的条款时,觉得自己能接受多少风险、愿意签下怎样的字,这个选择你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