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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的是谁?为何他会误入歧途,后来的结局如何

1936年寒冬的骊山脚下,一场震惊中外的“兵谏”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一名东北军青年军官奉命冲入华清池,在巨石后找到了衣

1936年寒冬的骊山脚下,一场震惊中外的“兵谏”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一名东北军青年军官奉命冲入华清池,在巨石后找到了衣衫单薄、仓皇躲藏的蒋介石。

这个军官是谁?他因活捉蒋介石立下奇功,为何从抗日英雄沦为“汉奸”?他为何会走上争议之路,后来他能否洗清污名,迎来怎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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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晚清至民国的东北,各路势力盘根错节,军阀、日寇、沙俄势力轮番登场,这片土地的苦难与混乱。

孙铭九出生于动荡不安的东北大地,看到国家苦难,心中埋下出人头地、保家卫国的种子。

成年后,他远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系统学习军事知识,见识了工业化国家的实力,也更深刻地体会到祖国积贫积弱的困境。

学成归国后,孙铭九进入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凭借踏实肯干的作风赢得了上司的赏识。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34年,经张作霖次子张学铭与局长宁向南的双重推荐,孙铭九得以觐见东北军领袖张学良。

宁向南在推荐时对他给出了极高评价,说他正派纯洁、忠诚勇敢、踏实肯干,这让张学良毫不犹豫,将他留在身边担任随从参谋。

那时的张学良正寻求整顿东北军、提振士气,孙铭九等有留学背景、思想先进的青年军官成为他重点培养的对象。

几个月后,孙铭九进入新成立的随从参谋秘书室,负责军官人事档案管理与考评,逐渐走进张学良的核心信任圈。

在这过程里,孙铭九与应德田、苗剑秋并称为东北军“三剑客”,成为少壮派的核心代表。

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国情怀,“九一八”事变后,家乡沦陷的痛苦让他们对日寇恨之入骨,收复失地的愿望无比迫切。

1935年,张学良改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率东北军移驻陕甘围剿红军,可接连的战败让东北军损失惨重。

这让张学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犹豫该如何处理。

此时的孙铭九与其他少壮派军官,坚定地支持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成为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

1936年7月,张学良秘密成立抗日同志会,自任主席,任命孙铭九为行动部部长,足见对他的信任。

这个秘密组织汇聚了东北军青年军官与部分中共地下党员,成为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纽带。

后来蒋介石飞抵西安,逼迫东北军全力“剿共”,不愿同室操戈、渴望抗日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在多次进谏无果后,终于下定决心发动“兵谏”。

12月12日凌晨,从未上过战场的孙铭九主动请缨,带领卫士营奔赴临潼华清池,执行扣押蒋介石的任务。

这场行动凶险万分,蒋介石的贴身卫兵配备精良,火力凶猛,双方在华清池展开了激烈交火,子弹穿梭间,部分士兵甚至失足落入荷花池。

孙铭九带领士兵冒着枪林弹雨,侧身切入五间厅二门,匍匐前进占据平台,最终扫清障碍逼近蒋介石的卧室。

然而房门被一脚踢开后,屋内却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尚有余温,桌上散落着蒋介石的假牙与武装带,显然他刚刚逃脱。

此时,张学良的电话急促响起,得知蒋介石失踪后,他在电话中怒斥孙铭九,若天亮前找不到人,便提头来见。

孙铭九深知事态严重,一旦蒋介石逃脱,东北军将面临灭顶之灾,可人去哪里了呢?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士兵在后山墙下发现了一只皮鞋,墙头上还有明显的翻越痕迹,显然是逃脱时留下的。

孙铭九立刻下令全员上山搜查,甚至下达了就算钻地缝,也要把人抠出来的死命令。

天快亮时,士兵在半山腰的峭壁下,抓获了蒋介石的族侄蒋孝镇,从他口中隐约得知了蒋介石的去向。

最终在一处石洞中,士兵发现了那个瘦长的身影,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的蒋介石见藏身无望,只得主动现身。

孙铭九提出背他下山,蒋介石无从推脱,最终被安全带回西安,这场惊心动魄的“兵谏”行动终于画上句号。

后来在我党的斡旋下,在周总理的处理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这场事变里,孙铭九也因这一功绩被张学良提拔为东北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兼任抗日先锋总队总队长。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荣耀转瞬即逝,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那到底发生了何事?

张学良出于对蒋介石的信任,亲自护送其返回南京,却一去不返,遭到长期软禁。

这一消息让留守西安的东北军陷入混乱,内部迅速分裂为两派,以王以哲为首的老派将领主张和平谈判,争取张学良的释放。

但是孙铭九等少壮派,则坚决要求与南京决一死战,誓要武力救回张学良,绝不能让少帅陷入危机。

两派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在1937年2月,孙铭九等人采取了极端行动,刺杀了主张和平的王以哲等东北军元老。

这一行为彻底引发了东北军的内部冲突,原本团结一致的东北军濒临瓦解,杨虎城不得不下令通缉孙铭九,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向共产党求助。

周总理出于大局考虑,念及他在西安事变中的功绩,派刘鼎护送他前往陕北,到红军驻地暂避风头。

在陕北躲藏两个多月后,孙铭九被送往北平,随后前往天津隐居,此时的他早已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满心只剩避祸偷生的念头。

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当全国人民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时,孙铭九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选择。

在天津隐居一段时间,他前往上海,失去经济来源后生活窘迫,可为何会做出意外选择?

他利用留学日本时积累的人脉,在日本军界关系的牵线搭桥下,又受到汪精卫“曲线救国”谬论的蛊惑。

1943年,孙铭九当时受到蛊惑后,出任汪伪政府参赞武官,彻底沦为人人唾弃的汉奸。

后来,他还前往开封组织抚安办事处,试图组建队伍,并担任过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昔日坚决抗日的热血青年,不幸走上背叛国家与民族的道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铭九向国民党政府投降,被派往东北与解放军为敌,可他在东北战场上毫无建树,1947年便辗转去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孙铭九回到上海定居,但他的复杂经历成为政治审查的重点,他当过汉奸、与解放军敌对的过往,让不少人主张将其判刑。

但经过详细核实,调查人员发现,孙铭九虽在汪伪政府担任要职,却并未参与屠杀抗日军民,手上没有血债。

在东北战场上,他也未对解放军造成实质性损失,更具争议的是,孙铭九始终声称自己是受中共党组织派遣。

他是奉命打入国民党与汪伪内部从事地下工作,并发表文章佐证自己的说法,可由于缺乏可靠证人,这一说法并未被完全采信。

考虑到他在西安事变中,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加上其确实没有犯下严重罪行,经过严格审查后,新中国政府恢复了他的自由。

此后,孙铭九在上海定居,过上了平淡稳定的生活,后来上海市政府聘任他为参事,他还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孙铭九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回忆文章,详细讲述西安事变中“捉蒋”的经过。

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也根据他的叙述还原这一历史场景,让他“捉蒋第一人”的形象广为人知。

不过,关于“临潼捉蒋”的真正功臣,其实历史上始终存在争议,每个人因为利益都有不同的见解。

1990年,有人问张学良重访大陆最想见谁,张学良第一个提到的便是孙铭九。

后来日本NHK电视台导演长井晓在台北专访张学良后,专程前往上海,为孙铭九播放了专访录影带。

看着屏幕上几十年未见的张学良少帅,年逾八旬的孙铭九热泪盈眶,这是两人自西安事变后唯一的重逢,却终究未能当面相见。

2000年4月8日,九十二岁的孙铭九因病在上海安详辞世,按照遗嘱要求丧事从简,不铺张、不悼念,并将遗体捐献供医学研究。

这位一生充满争议的人物,以这样一种洁白、淡然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讨论与思考。

一年半后,张学良在台北与世长辞,这对昔日的上下级、患难与共的战友,终究没能在人世间再见一面。

历史是复杂的,人性更是如此,孙铭九的一生,是时代洪流中个人命运的缩影。

西安事变中,他的勇敢与决断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后来的失足,则反映了在动荡年代个人选择的艰难与迷茫。

他的人生充满矛盾转折,既有爱国热血的高光时刻,也有迷失方向的黑暗岁月。

幸运的是,他最终能够迷途知返,在新中国的怀抱中实现了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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