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2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90年前的这一天，红二方面军赶到将台堡，三大主力全部会齐。

会师前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队伍聚到一起了，往后谁来统一指挥？这个问题根本躲不开。

三支红军各自转战了两年，编制不一样，打法不一样，干部之间也不熟。蒋介石调集5个军，从会宁至隆德一线，由南向北分4路向红军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靖远、海原地区。

指挥权一天理不顺，仗就一天不好打。三家的底子也各有不同。红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

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带出来，骨干保留得比较完整。红四方面军人数最多，张国焘搞分裂留下的伤口还没长好。

谁来挂帅，关系到三支部队能不能真正合成一家。周恩来专门去见了贺龙。据贺龙本人后来回忆，周恩来由保安到洪德城，和他见了面。

两人是南昌起义时的老战友，分别多年后重逢。

据贺龙回忆，周恩来征询了他的意见。他想听听贺龙的意见：三个方面军会合以后，该怎么办？贺龙答得很干脆，核心就三个字：彭德怀。

他的意思是，三支部队统一交给彭德怀指挥。不少党史文章都写到，周恩来听完，紧紧握住了贺龙的手。

这三个字有多重，对比一下两人的履历就清楚了。贺龙生于1896年，比彭德怀大两岁。

1927年南昌起义，贺龙当的是总指挥，彭德怀那时还在湘军里带兵，第二年才发动平江起义。论资历，贺龙明显排在前面，他就算替自己争一争，也没人能挑出毛病。

更难得的是，两人那时还没见过面。彭德怀长期指挥红三军团，贺龙则独当一面统率红二方面军，两人没有真正协同作战过，直到1936年底才第一次见面。

贺龙看重的是彭德怀的经历。他当过陕甘支队司令员，后来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带过大部队，打过硬仗。

贺龙后来提起这件事，说那是红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拥护中央。他说“再次”，是有原因的。

会师之前，任弼时就提出，会合后要把团结统一的问题处理好。贺龙等人很快回电，表示完全同意，要坚决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这个立场，他早就摆明了。表态之后，安排很快就落了地。

1936年10月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中央军委还规定，各兵团首长须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命令。

三支队伍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前线指挥部。效果很快就显出来了。

11月21日至22日，三大主力在甘肃环县山城堡联手打胡宗南部，歼灭中央军1个旅又1个团。这是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仗，也是长征的最后一仗。

彭德怀说，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事变的一个因素。一个人说的话靠不靠得住，要看他后来怎么做。贺龙说到做到。

1947年春，胡宗南带着34个旅、约25万人扑向陕北，陕北能用的兵力只有两万多人。晋绥的一纵、二纵先后西渡黄河，归彭德怀指挥。

这些部队里，很多骨干是贺龙从红二、六军团一路带出来的。1947年7月召开小河会议，中央又给贺龙安排了新任务：统管陕甘宁、晋绥两个边区的后方，给前线筹粮、补兵。

打了半辈子仗，突然转去管后勤，换谁心里都会有落差。贺龙接下了任务，还专门叮嘱老部下，要搞好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指挥。

他组织群众把大批粮食运过黄河送上前线。老部下和彭德怀闹了矛盾，他也不护短，要求部下主动去认错。彭德怀后来夸晋绥部队能打仗、听指挥。

从会师时说出那三个字，到西北战场上交出自己的老部队，贺龙前后始终如一。再看眼下，军队指挥权在国际上照样是个难题。

10月中旬，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公开表态，称向韩国移交战时指挥权的“条件已变”，应设立“新标准”。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回应说，如果标准持续改动，战时指挥权就永远无法移交。

这件事已经拖了很多年。韩美早在2007年就商定2012年完成移交，后来一推再推。

1994年，韩国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希望在任期内即2030年前收回，能不能办成，还得看美方愿不愿意松口。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差别很明显。一个国家几十年都没拿回自家军队的战时指挥权，还得被别人定的标准牵着走。

90年前的红军刚经历过分裂，靠着贺龙这样的将领主动让位、带头服从，很快就把指挥体系理顺了。军队听谁的，根子在信念和组织。

如今，去会宁会师塔、将台堡纪念碑参观的人不少。拍照打卡挺好，那三个字所体现的团结精神同样值得了解。

一位资历更老的将领，把指挥权交给素未谋面的战友，三支红军才拧成了一股绳。这份胸怀，放到今天来看，分量一点也没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