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因为没有实力，所以特别在意面子。他让孙发绪回到济南继续做他的省长，以维护中央的“威信”。

省长是督军“媳妇”这个说法，最早是出自谭延闿，他经常向人说：“督军是婆婆，省长是小媳妇。”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成为北洋派的领袖，以国务总理的身份执掌中央政府实权。

袁世凯在时，曾经为了削弱地方军阀权力，将都督更名为将军，废省改道，但最终因为地方军阀反对而不了了之。

段祺瑞自知声望及权威远不能和袁世凯鼎盛时期相比，即使有“废督”的念头，也就是想想而已，明知是行不通的。

不过段祺瑞玩了个小心思，他绕过“废督”这一军阀们的敏感点，想先搞一搞军民分治。

从1916年7月6日，段祺瑞政府发布任命各省督军、省长的命令来看，就有这种意思在里头了。

督军兼署省长的只有5个：奉天的张作霖、浙江吕公望、湖南陈宦、陕西陈树藩、四川蔡锷。

这些省份都是形势比较复杂的地区，蔡锷自从任命他为四川督军的命令发布后就一直在辞职，根本没有到任，段祺瑞后派罗佩金署理四川督军，戴戡署理四川省长。

奉天发生了张作霖和冯德麟的“二虎相争”；浙江的吕公望根本不能控制局势，只是个过渡人物，当年年底就提出了辞职，后由北洋系的杨善德任浙江督军。

陕西则是发布上述命令才20多天（7月29日），就派去一个省长李根源，李省长历经陈树藩设置的种种障碍，好不容易上任，只干了半年就被陈树藩赶走了。

湖南形势更为复杂，陈宦因摸不清头势，为迎合黎元洪，在宜昌解散了所率领的相当于一个师的北洋军，令段祺瑞大为不满，7月16日就“朝令夕改”，让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陈宦也是没有到任。

此外还有四个省是“省长兼署督军”，是直隶省的朱家宝、黑龙江省的毕桂芳、甘肃的张广建和新疆的杨增新。

这些兼督军的省长大都是实力较弱的小军阀或是文人，也是临时性的，为下步的“军民分治”做准备。

不要看各地军阀平时都一个个吊儿郎当、昏睡不醒的样子，一旦威胁到他们的命根子：兵或是权力，那眼睛一下子就瞪圆了。

段祺瑞这样搞“迂回”，搞军民分治，分各省军阀的权，督军们自然要反击。

新任山东省长孙发绪是黎元洪的人，黎元洪这个人，从当副总统开始，一直到当了总统，都是人家的傀儡。

这几乎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他自己也知道。

但黎元洪一直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他一直在努力。

孙发绪本是安徽巡抚朱家宝派到武昌的一名暗探，辛亥革命时被武昌的革命军抓获，黎元洪爱惜他的文才，没有杀他，并让他做了都督府的秘书。

黎元洪刚做大总统时，孙发绪是直隶“模范县”定县的县长，听说黎做了总统，第一个跑来道贺，被黎任命为山东省省长。

7月25日，孙发绪来山东就任，省长位子还没坐热乎就和督军张怀芝发生了冲突，张怀芝授意山东籍的国会议员在国会中提出针对孙的弹劾案，吓得孙发绪跑回了北京。

黎元洪因为没有实力，所以特别在意面子。

他让孙发绪回到济南继续做他的省长，以维护中央的“威信”。

孙发绪回山东后，张怀芝继续找茬，让其难安于位，最后没有办法，黎元洪只好让张怀芝兼任省长，将孙发绪调任山西省长。

结果又被山西督军阎锡山赶跑了。

黎元洪政府的软弱（实在是也没办法硬起来），让督军们眼前一亮，有样学样，掀起一股驱逐省长的小高潮。

陕西省长李根源是南方革命阵营的人，黎元洪为了显示与西南方面的“合作”，给了李一个省长的位置。

李根源为陕西省长的命令一发布，陕西督军陈树藩就指使陕西军人发表通电反对李就任省长，他自己还亲自给李根源发电报，让他代陕西向北京政府讨要积欠的军饷，最好是带一大笔钱来上任，否则“军界愤激，爱莫能助”。

因为有黎元洪在背后“力撑”，这些办法都不能奏效，陈树藩又使出军阀们的“看家本领”————辞职，要求北京政府补发所欠军饷600万，以便于自己“交卸”职务。

最后陈树藩又来软的，托冯国璋向北京政府求情，将李根源调走，让陕西巡按使吕调元做省长。

就这样，李根源勉强做了半年无滋无味的陕西省长，最终被陈树藩赶走。

这无形中又开了一个恶端，那就是以后政府任命省长须先征得该省督军的同意，否则就会被督军想方设法地赶走。

而督军们所提名认可的省长，往往都是些亲朋故旧、自认能完全掌控的人。

北洋时期的省长，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变成了督军“小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