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9日，毛主席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原本是红军两大主力长征会师，雄兵十万，睥睨天下，而转眼间却又分道扬镳，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陕甘，红四方面军南下攻取成都。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部队，如今形同陌路。

在这场无法掌控的历史旋涡中，更令毛主席抱憾的是爱将董振堂的命运。这位红五军团的军团长，原本只是暂时配属红四方面军指挥，结果草地分兵时被裹挟南下。此后董振堂虽几度想与主席恢复联系，甚至计划过独自带兵北上，但均未能成功。直至后来在与西北马家军的作战中血洒高台城，他都没有实现回归红一方面军的心愿。

董振堂的牺牲，有太多的无奈。毛主席让他去四方面军，原是想让他肩负更重要的使命，却不想连续的意外分兵打乱了全盘计划，最终令“英雄战死错路上”。

1935年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决定联合北上，以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人包围圈的薄弱处，争取在洮河流域歼灭敌之主力，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在讨论具体进兵路线时，当时存在两种意见：

其一是前后部方案，即两大方面军携手共进，以红四方面军为前锋，执行开路任务，红一方面军则作为预备队，跟随前进。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集中力量，优势歼敌。

其二是分兵方案，是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走不同路线北上。这份方案的出发点是为了分路筹粮，以保证部队后勤补给充足。

从战略上考虑，第一份方案更为稳妥，而且只要打了胜仗，也不怕没粮。但在方案拍板时，有一个人的意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便是刚刚升职的张总政委。原本在路线选择上，张政委是力主南下四川的，但经过几番激烈讨论，他作为少数派，只能妥协。如今他又提出要分兵北上，而且态度强硬，从团结角度考虑，红军总部诸位将帅只好让步。

在张政委的方案中，左右两路军的编组，贯穿着混编和分摊的原则。

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张政委为指挥，由5军、9军、31军、32军、33军组成。

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以徐向前为指挥，由1军，4军、30军组成。彭德怀率3军和4军一部做总预备队，掩护红军总部随右路军前进。

张政委如此安排，有自己的私心。他是要以自己所在的左路军为主攻方向，率先打开北上通道，而右路军所走的路线难度很大，一旦走不通就要回头，到时候只能跟随左路军脚步，如此一来，两支部队还是前后队列。但因为两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都占了大头，所以张政委便可以在重大决策上拥有相当的话语权。

张政委这番打算，难道毛主席没有察觉吗？肯定是有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实现北上陕甘的战略，毛主席只能再三迁就于他。总而言之，只要能把红军带到正确的路线上，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这就是主席的胸襟。

再者，毛主席也有心促进两个方面军的融合。会师之后，因为张政委的个人情绪，两军之间多有隔阂，如果能够增加并肩作战的机会，自然可以化解很多误会。况且双方部队混编，虽然助长了张政委“凭实力当家作主”的底气，但机会也是同等的，红军总部亦可借机加强对四方面军的掌握。

四方面军的指挥班子，一直都是“张、陈、徐”三足鼎立，其中徐向前只负责军事指挥，部队大部分决策基本由张、陈两人负责。如今分兵北进，朱德和刘伯承都是跟随左路军行动，再把董振堂的红五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调过去。以红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的资历，加上两位军团长，多少可以制衡下张政委的乾坤独断。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突破口，便是徐向前。

懋功会师后，徐向前曾主动找到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红军总部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

至于为什么会突然提出辞职，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中曾有过解释，说自己自从鄂豫皖根据地和张、陈共事以来，心情一直不舒畅。用他自己的话说：

“张对我用而不信，陈拥有政委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

张政委不懂军事，指挥作战非常依赖徐向前，如今徐向前主动要求调任，又暂时被安排去了右路军担任指挥，张政委手下缺少独当一面的帅才，在军事上就只能依靠一方面军派来的干部。而在朱德、刘伯承坐镇中枢的情况下，左路军还需要一位能力过硬的前线指挥，最合适的人选，便是董振堂。

如果董振堂能够在左路军中站稳脚跟，用战绩使四方面军的官兵为之信服，那么日后有机会改组四方面军，他和刘伯承都可以帮助徐向前分担指挥重任。而事实证明，后来也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机会，从陕北会师后四方面军一分为二，到整编为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开始逐渐接替徐向前，担任这支部队的军事主官。

如果没有牺牲，董振堂或许比刘伯承更加适合129师。

刘伯承是典型的谋帅，擅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总参谋长无疑是最适合他的岗位。而董振堂则是实打实的战将，从军事指挥能力，到扩军练兵的本领，他无一不精，而且关键时刻还能身先士卒，亲临一线带头冲锋。

在红军的高级将领中，董振堂是履历最特殊的一位。他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正经的军事科班生。冯玉祥倒台后，他在宁都率领26军阵前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一次性给红军带来了一万七千人的生力军，占当时苏区总兵力的一半以上。而且西北军向来以善于练兵闻名天下，红五军团又以老兵居多，战斗力在当时的红军中也是顶尖的，包括董振堂自己都说：

“我参观了红一、红三军团的几支兄弟部队，说实话，论装备，比我们差远了，论单兵军事素质，也要比我们的士兵低一些。”

毛主席麾下三位主力军团长，彭、林都属于在军事上极有主见，经常“斗胆直陈”，对主席军事理念的认同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但董振堂不同，他执行力一流，从一开始就对主席心悦诚服，属于“指哪打哪，绝无二话”的忠诚战将。

对董振堂，主席也是百分百的信任。赣州战役，毛主席力主动用刚起义两个月的五军团，由董振堂率部援救三军团。漳州战役，主席指挥一军团远离苏区奔袭漳州，让五军团驻守龙岩一线，将大后方放心的交予董振堂。宁都起义一周年大会，主席更是亲自把最高荣誉红旗勋章挂到董振堂胸前，并夸赞他是常胜将军。

毛主席和董振堂，属于亦师亦友，肝胆相照。也正因如此，他同意董振堂去左路军，也是深思熟虑的安排。首先，五军团并非井冈山嫡系，这能让多疑的张政委放下戒心，将其视为可以争取的力量。其次，五军团虽然人少，但战斗力强悍。有董振堂在，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说话也有底气。

之后的事实证明，董振堂确实没有辜负主席的期望。

右路军北上后，连战连捷，很快就打开了北上通道。但张政委指挥左路军却一再按兵不动，他借口嘎曲河水暴涨，无法徒涉和架桥为由，拒绝继续前进。而最先向张政委提出质疑的人，正是董振堂。在得知不能过河的命令后，董振堂主动前往张政委的帐篷，要求让五军团的一个排打头阵，自己亲自指挥部队试渡。

张政委黑着脸不做声，他的的秘书黄超却十分嚣张，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痛斥董振堂竟敢怀疑总政委的判断，甚至不顾朱德在场，抡起巴掌连抽董振堂几个耳光。张政委拒绝听从任何意见，强硬要求部队转回阿坝，甚至直接将董振堂带来的一个排缴械。刘伯承后来也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董振堂气愤地和他吵起来，说张同志，你是用冯玉祥那一套对付我们。冯玉祥把我们当儿子，你又用这一套。冯玉祥已经垮了，你这样做也是要垮的！”

董振堂是血性汉子，他后来找到朱德，说要带着部队立即北上，去追赶右路军，去找毛主席。但一向平和厚道的朱德劝他要顾全大局，不可轻举妄动。这一顾全，便让他一直留在了四方面军，也就有了后面那一劫，真的是“万般都是命，半点不由人”。

董振堂日夜盼着毛主席的消息，在得知一方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他无比兴奋，立即向部队传达了这一捷报。但此举也引来张政委的不满，他不仅以“扰乱军心”为由没收了五军团的电台密码，还借故将部队中的核心骨干调走，比如政委李卓然。之后张政委又将五军团和33军合并，把心腹黄超派来当政委。在当时“政委拥有最高决策权”的情况下，董振堂实际已经难以掌控队伍了。

但即便如此，董振堂还是遵照朱德的嘱咐，忍了下来。

后来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攻取成都失利，无奈再度北上，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顺利会师。五军团的官兵们发现，自长征以来，董振堂还是第一次这样激动和高兴。

不过当时五军团作为四方面军的后卫，还在会宁以南打阻击，董振堂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不久之后，董振堂就接到新的命令，让他跟随徐向前北上河西走廊，与马家军作战，在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作为西北军的旧将，董振堂其实并不认可这一战略。他认为甘肃、青海敌人多是骑兵，马家军人熟地形熟，红军长征后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到那边十有八九要失败。出发之前，他曾将自己的想法写成密信，交给警卫队长高志中，让他务必返回陕北交给毛主席。董振堂还特意嘱咐高志中：

“万一这封信送不到，无论谁活着到陕北，都要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转告毛主席、朱总司令，请首长们赶快发电报把部队调回。”

当时董振堂的心情极度悲凉，他手中没有电台，不能立即向毛主席汇报。这一去，万般艰辛，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他将随身的皮包、手枪、望远镜赠送给高志中，说是留作纪念。据高志中回忆，当时董振堂的眼圈都红了。

高志中后来历尽艰险，将信送交朱毛首长。红军总部原准备发电报暂时停止西征，但因五军团的电台当时被黄超控制，只好又派高志中回去转达，这一来耽误了时间。等高志中回到原部队驻地靖远县时，董振堂和五军团已经渡过了黄河。

而且就在五军团渡河之后，敌人便立即重新封锁了黄河防线，红军后续部队无法跟上，已经北上的部队则成为了一支孤军，这是红军又一次无奈分兵。

进入河西走廊后，董振堂奉命攻克西北咽喉高台，并驻守于此。而政委黄超则带两个团去了临泽，并将唯一的电台扣在了手上，高台城中此时只有孤立无援的3000多名官兵。

马家军在得知高台情况后，立即调集2万主力围攻而来，董振堂率军困守半月，弹尽粮绝。因为没有电台，他又根本无力向外界求援。对于当时的五军团来说，立即突围是最好的选择，部队熟悉西北，以董振堂之骁勇，未必不能闯过戈壁大山杀出一条生路。

但也正在此时，黄超派便衣通讯员传来的一封信：

“高台是重要的军事据点，望军长坚守高台。”

董振堂知道黄超并不了解高台的具体情况，这里不可能守得住，但还是因为没有电台，他无法和黄超争辩，也不能向上级直接汇报。董振堂作为军人，只能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在最后关头，董振堂选择牺牲自己，他命人封住了原本挖好的突围密道，誓与高台城共存亡。

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五军团坚守孤城20余天，最后是因为敌人的内应趁乱打开城门，这才造成了高台的失守。在最后的战斗中，一颗子弹从董振堂左胸穿过，他身子一晃，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下，警卫员扶起来他时，董振堂缓慢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对战士说：

“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你们赶快走吧，不走就冲不出去了。”

他断断续续地讲完后，头一歪，便停止了呼吸。一代名将就此陨落，五军团3000余人全部牺牲，血洒高台。消息传回陕北，毛主席失声痛哭。在董振堂的追悼会上，他曾无比悲痛的说：

“董振堂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需要这样的同志。”

1956年11月，叶剑英元帅视察河西走廊时，仰望高台县城楼感慨万千，他情不自禁地为董振堂作诗道：

“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