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给病人开短效避孕药，我们是在避孕，还是在‘种’癌？这句看似耸动的疑问，正悄悄出现在全球乳腺科的晨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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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已稳居全球女性高发榜一，绝经前病例更以每年3%的速度飙升。临床早已把“雌激素+孕激素”列为共同促有丝分裂源，可处方笺上依旧千篇一律写“口服避孕药（OC）”——因为至今没人能说清：不同孕激素到底谁更“致癌”。过去40年，54项汇总研究把OC整体风险钉在1.2-1.3，却用“一锅端”方式把去氧孕烯、左炔诺孕酮、屈螺酮统统扔进“combined OC”大筐；结果，指南只能给出一句“长期使用略增乳腺癌风险”，无法告诉医生该让高危患者避开哪种分子。监管层面亦缺抓手：EMA去年才要求药厂补充孕激素亚型数据，FDA至今未强制拆分报告。

于是，临床陷入“知道有风险，却无从选药”的尴尬——这正是2025年10月JAMA Oncology发表题为“Hormonal Contraceptive Formulations and Breast Cancer Risk in Adolescents and Premenopausal Women”的文章所要填补的空白。作者利用瑞典全民处方库，把七种孕激素、三种给药途径拆包比较，给出“每百万人-年额外病例数”这一可直接进指南的量化指标，让“个体化避孕”第一次有了可操作的药物警戒清单。

本研究是一项基于瑞典六大注册库的全国性、开放队列研究，旨在量化不同孕激素配方与绝经前乳腺癌的因果梯度。纳入2006年1月1日居住在瑞典、13-49岁女性2095130人；排除既往乳腺癌、卵巢癌、子宫切除或不孕治疗史。暴露因素为2006-2019年redeemed的激素避孕药（ATC代码分层），按“曾用/从未用”“累计使用天数”“孕激素毫克数”三维度时变建模。主要终点为首次原位或浸润性乳腺癌（ICD-O-3 C50）；次要终点包括不同年龄、孕激素类型、给药途径的绝对风险差。Cox模型以年龄为时间轴，实时更新避孕药物型态，校正产次、盆腔手术史、教育程度等混杂，并采用FDR校正多重比较。敏感性分析涵盖BMI、吸烟、初潮年龄等潜在未测混杂的定量偏倚评估。

任何激素避孕药均抬高乳腺癌基线风险，每7752名使用者每年多1例

瑞典209万名13-49岁女性累计2100万人-年随访，确诊16385例乳腺癌。曾使用任何激素避孕药者，乳腺癌风险升高24%（HR1.24，95%CI1.20-1.28），换算成绝对数字即每10万人-年多出13例，或每7752名使用者每年新增1例肿瘤。虽然相对增幅看似温和，但在避孕药覆盖率高达60%的北欧人群，其人口归因分数仍不容忽视。

纯孕激素配方比复方更“凶”，去氧孕烯口服单药5-10年HR飙至1.49

进一步拆分剂型发现，单纯孕激素组整体HR1.21，显著高于复方组的1.12（Z=2.78，P=0.006）。其中口服去氧孕烯单药风险曲线最陡：使用5-10年段HR达1.49（95%CI1.36-1.65），而同等暴露下的左炔诺孕酮复方口服仅为1.20（1.03-1.40）。这种差异不能简单用剂量解释——去氧孕烯日剂量仅75 μg，远低于左炔诺孕酮150 μg，但其雄激素受体亲和力几乎为零，失去了雄激素信号对乳腺上皮的抗增殖作用，因而同等毫克，效应翻倍。

左炔诺孕酮宫内系统风险最小，52 mg IUS每10万人-年仅+8例

在长效可逆避孕（LARC）阵营，52 mg左炔诺孕酮宫内系统表现最稳：HR1.13（1.09-1.18），绝对增量8例/10万人年，显著低于去氧孕烯植入剂的13例。宫腔局部高浓度孕激素的首过子宫内膜效应使全身血药浓度仅为口服的1/10，从而把乳腺暴露压到最低。对BRCA携带者或致密型乳腺女性，可优先选择该装置，实现避孕-防癌双保险。

雌激素不是“帮凶”，反而削弱去氧孕烯的致癌信号

一个反直觉发现是：同样毫克数的去氧孕烯，联合20 μg炔雌醇时HR1.33，而联合30 μg及以上时HR降至1.08（P=0.04）。每毫克去氧孕烯的HR，单药为1.0021，加高剂量雌激素后降至1.0006。足够雌激素可上调雄激素受体，间接抵消纯孕激素的促增殖效应；这也提示降低雌激素剂量≠降低乳腺癌风险，临床盲目换用低剂量复方可能适得其反。

屈螺酮、阴道环、DMPA针“安全岛”未现统计学升高

屈螺酮复方（HR 1.04）、依托孕烯阴道环（1.05）及甲羟孕酮注射针（1.00）均未达到显著性界限，且绝对增量≤3例/10万人-年。团队称这些药物为“alternative safe haven”，尤其适用于有乳腺癌家族史或重度乳腺纤维囊性变的女性；但他们也提醒，阴道环与植入剂同属依托孕烯，远期风险仍需更长期随访。

累积暴露时间越长，风险曲线越陡，但停用5年后回归基线

限制性立方样条显示，连续使用5-10年是风险跃升的关键窗口，任何类型避孕药HR均在此区间达到峰值；但停药≥5年后，HR回落至1.05以内，与从未使用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时间限定性危害不是一辈子的高悬剑，而是使用期的相对增量，为临床沟通提供了可量化的安心区间。

该研究以2百万女性、2千余万随访人年的体量，把“孕激素类型”拆成可操作的药物警戒清单：去氧孕烯无论口服或植入，均比左炔诺孕酮多带来约一倍的额外乳腺癌病例；低剂量雌激素并非“罪加一等”，反而可能缓解纯孕激素的高风险。结论直接服务于门诊——对BRCA携带者、致密型乳腺等高危人群，可优先推荐左炔诺孕酮宫内系统或屈螺酮复方，同时缩短去氧孕烯单药使用周期。按现有最高级别证据，屈螺酮不会显著增加乳腺癌风险；临床可为有乳腺癌家族史或致密型乳腺的女性优先推荐该配方，但需告知极低概率的相对升高并定期随访。

参考文献

Hadizadeh F, Koteci A, Karlsson T,et al. Hormonal contraceptive formulations and breast cancer risk in adolescents and premenopausal women[J]. JAMA Oncology, 2025. DOI:10.1001/jamaoncol.2025.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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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白术

审核：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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