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司法界诞生了一个“奇迹”。
办案讲证据，浙江杭州警方却在没有任何证物和目击证人的情况下，仅靠审讯便破得了敲定嫌疑人罪行的“铁证”，而负责侦办此案的，恰是当时名震业内的“浙江神探”聂海芬。
此案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舆论，时隔多年后，面对媒体，被告之一的张辉绝望地感慨：像他们那样整，就是江姐也受不了啊！
我们不妨先看看这究竟是怎样一起案件。
安徽歙县张高平、张辉叔侄俩常年跑货运，受老乡委托，2003年5月18日晚，他们捎上要去杭州打工的17岁姑娘王冬，于次日凌晨1时30分许将其送至杭州天目山汽车站。眼见姑娘离开，叔侄便驾车驶通往上海的高速。
岂料仅几个小时后，王冬便陈尸杭州留下镇路边的溪沟中发，衣衫凌乱，生前遭遇侵犯，最终被活活掐死。
对王冬的社交、通话记录以及行动轨迹进行排查后，警方确定张氏叔侄就是死者最终接触到的人，遂将将嫌疑锁定在二人身上。5月23日，叔侄二人驾驶的货车在高速收费站被拦下，随后被警方逮捕。
那个年代，我国社会治安远不及今天，没有遍布城镇的摄像头，可要说这案子难办吗，实则并不：警方从王冬的8根手指指甲缝中提取到了陌生男性DNA，经鉴定不属于张辉或是张高平。
此外，无论是驾驶室、车厢还是发现遗体的现场，调查人员都未能获得半点血迹、毛发、指纹或是轮胎印等能够证明叔侄二人作案的痕迹。
也就是说，杭州警方从一开始就明白叔侄二人是清白的，可他们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讲到这儿，我们的“聂大神探”就要登场了。
据报道：自打1986年参加工作以来，聂海芬侦办大大小小案件无数，从2002年到2006年的五年内，她牵头主办重特大案件超过350起，准确率达到100%。更难得的是，“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
您要问这是什么概念，我国大名鼎鼎的“刑侦八虎”也不过如此，简直就是活着的包青天、宋提刑。而聂海芬有专属的称号：“杭州政法界女杀手”，名声也是当当响。
她一上来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高平、张辉常年奔波在外，与年轻姑娘长时间相处难免不起异心；且经过调查，张辉早年有“劣迹”（2000年因聚众斗殴被判寻衅滋事，入狱1年6个月）。
有充分的作案条件与动机，杭州警方便先入为主地锁定了二人的嫌疑，开始编织证据链条。
有人就问了，受害者指甲缝里不是提取到了不属于叔侄俩的DNA了吗，聂海芬摆出提前想好的说辞：女孩从事的是洗头行业，平日里不少接触男性，且工作性质难免不会留下DNA，因此这一点与案件本身无关。
您瞧，足以左右调查进程的关键证据，就这么被排除掉了。
在聂海芬的指使下，杭州警方对羁押之下的张氏叔侄的折磨相当残酷。
一开始，他们打算采用“大记忆恢复术”使两名嫌犯坦白罪行。据二人多年后回忆，他们遭受了长达多日的轮番审讯，警方几乎不让他们睡觉，只给很少量的水和食物，其间不断诱导他们“交代”所谓的细节。一旦供述与预期不符，审讯者抬手就扇耳光。
而在休息间隙，警方会利用各种体罚以消磨叔侄二人的精神和意志力，例如让他们长时间扎马步；将双手一上一下铐在背后，美名曰“苏秦背剑”。据称这招不会在受刑者身上留下明显外伤，却极度折磨人，时间一久，肩背会持续传来撕裂般的剧痛，受刑者事后连手都抬不起来。
更有甚者，为防止嫌犯困晕过去，审讯者用烟头烫双臂，或是直接塞进对方鼻孔，用浓烟呛得对方涕泗横流。叔侄俩由其害怕这招，后来双臂处密密麻麻满是烫伤疤痕。
相关报道在网络上比比皆是，咱们在这就不多做赘述了。讽刺的是，为起到恐吓效果，审讯人员宣称此案得到了上级的准许：若不认罪就从严从重，直接拉出去枪毙。可对于如此处境下的张氏叔侄，这何尝不算是一种解脱呢？
审讯室里挨打，看守所里也不消停。
同监在押人员中有个叫袁连芳的，警方私下与之达成“合作”：袁连芳负责带人殴打霸凌叔侄俩，只要能让他俩乖乖认罪，袁连芳就可以获得减刑。
比起狠来，这些社会的“下三流”显然技高一筹。不久，张氏叔侄就再也撑不住了，举手投降。袁连芳拿出警方事先提供的认罪材料，要求二人对着抄写。
最终，袁连芳因“多次协助工作”并“完成任务成绩显著”获得了特赦般的减刑，于2004年9月获释，而张高平、张辉就惨了，一个死刑一个死缓。然而这样的结果连浙江高院都无法接受，最终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随后二人被分别送到库尔勒、石河子监狱，似乎是在防止他们联系，图谋日后上诉。
那么，当年摆在浙江高院法官面前的是怎样一份证据链呢？不能说漏洞百出，却也是一塌糊涂。
首先，叔叔张高平和侄子张辉二人间的口供就对不上。
张辉称侵犯王冬时，三人都挤在驾驶室前排，而张辉却说叔叔在后排帮忙按着受害者，前排只有两人；张高平说过程中他们只脱了受害者裤子，张辉却说上衣也脱了。
对于杀害王冬的手法，两人所说也是天差地别：张辉称是直接掐死的，张高平却说他们事先捆住了王冬手脚。
不过正如先前所说，不管怎么折腾，调查人员始终没能在车内外发现哪怕半点指纹、毛发、皮屑等相关线索，也毫无打斗痕迹。
受害者总要挣扎吧？这明摆着违背常理。
叔侄俩还特意提到一个细节：将王冬遗体丢入溪沟时，他们听到了“噗通”的水声。然而当地村民质疑：此沟平日里根本不会有水，只有在连续下过大雨后才会短暂积水。
聂海芬声称专门调取了气象和水文记录，确认案发前后有少量降雨，沟里应当会有积水、溪流，“张高平听到水声”口供吻合现场，又一次实现了自圆其说。
总而言之，即便矛盾重重，加上叔侄俩当庭翻供，声称这一切都是逼供的结果，可一审法官全然不管不顾。
真相正如大伙所知。
2012年2月27日，浙江高院正式启动复查。
过程中，技术人员将当年提取到的DNA录入全国犯罪数据库，轻而易举地匹配到了一个名叫勾海峰的男子，而后者案发时恰在杭州开出租车，不仅在2003年5月19人凌晨对独自乘车的王冬痛下杀手，还在2005年谋害了浙大女生吴晶晶。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警方从多人口中明确得知了“王冬会乘坐出租车”的线索，可聂海芬压根就没朝这个方向查——试想，倘若杭州警方对出租车司机群体进行排查，说不定真凶当年就会落网，后来吴晶晶的惨剧便不会发生了。
可不可以这样讲：聂海芬间接害死了吴晶晶呢？
即便勾海峰已在2005年4月被枪毙，但考虑到两案细节高度相似，DNA证据确凿，法庭遂认定勾海峰为真凶，张高平、张辉被当庭宣判无罪。至此，两人被羁押近3600天。
2013年5月，浙江高院作出赔偿决定：没人赔偿110.57万元，可谓亡羊补牢。
而聂海芬本人受“行政记大过”处分，免去预审大队长职务并调离预审核心岗位，却保留了公安公职，没有开除、拘留和审判，如今仍在公安系统正常上班。而央视当年推出的她的专题片《无懈可击》也被火速下架。
笔者认为，某种角度来讲，走到这一步，“聂海芬”不再是一名政法工作者、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种象征。
毫无疑问，“邪不胜正”是每个人最纯粹的期许，谁不想生活在绝对安全的环境中呢？每当重大案件发生，民众最期望看到的就是凶犯落网，公正伸张。
当年杭州警方一上来就亮出“聂大神探”这张“王牌”，就是向公众表明他们破获案件的决心，本意没什么问题，可后者背负了来自社会与上级的诸多压力，潜意识里形成了“只许成功不准失败”的枷锁，急于求成走了极端。
现实中，社会需要英雄，人们有时也太过沉湎于英雄人物的荣光中。殊不知打造一个神话很简单，可要维持这神性，代价可能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