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河南陕县惠兴镇附近，考古人员在一片汉唐墓葬群中发掘了两座隋代墓葬。

两座墓均已被盗，但墓志尚在，墓主的身份得以确认——东汉太尉刘宽的十三世孙，刘伟与刘穆兄弟。

刘宽是东汉名臣，两度出任太尉，位列三公之首，以学识渊博、宽厚待人著称。他的后代刘伟、刘穆兄弟官至刺史，也算继承了祖上的体面。弟弟刘穆死于开皇四年，终年81岁，曾任绛州刺史，墓中已被盗掘一空，仅剩一柄残锈的铁镰和两枚隋代五铢钱。哥哥刘伟死于保定四年，终年71岁，曾任昌州刺史，墓中出土了陶俑、铜镜、铁器等物。

而真正让这两座墓被考古界记住的，是刘伟墓里的一件东西。

刘伟墓中出土的铜撮

一把铜撮，刻着王莽的年号

这件器物是一件长柄斗形的铜撮。撮是古代的容量单位，一撮的容量相当于256粒黍，古人常用它来称量药材。出土时，撮内仍残留着积锈，锈迹之下，密密麻麻的文字安静地附着在柄上和斗沿，等待一千四百年后的学者读出它们。

铜撮手柄上刻着篆书：“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在斗的周围，刻着更详细的铭文：“律撮，方五分而圜其外，庣旁四毫，冥卌分五厘，深四分，积百六十二分，容四圭”。

“始建国”是王莽篡汉后的第一个年号。公元9年，王莽改元，推行统一度量衡制度。

在这套新规下，王莽规定了容量与重量的精确换算，制造了标准度量衡器颁行天下，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并配以监督机制，确保政令落地。统一的尺度、统一的容器、统一的重器被发往全国。

这把铜撮，就是那场改制中的一件标准量器，是国家意志在计量层面的具象化。此前考古界只见传世器物，从未有过正式出土的实物。刘伟墓中的这件铜撮，是第一次让考古学家在手电光下、在清理刷下、在测量尺前亲眼确认了王莽“始建国”颁行度量衡标准器的完整样貌。

铜撮斗上的铭文

王莽改制历来争议巨大。他推行的一系列新政被后世史家诟病为“托古改制”，被批评为不切实际、加剧了社会动荡。但至少在度量衡这一件事上，王莽做得极其认真，容不得半分马虎。这件精细到“毫厘”级别的铜撮，就是最好的证明。

波斯银币，丝绸之路的另类见证

除了铜撮，刘伟墓中还有两枚银币。经专家确认，这是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一世在位期间的银币，发行时间在公元531至579年之间，与刘伟生活的年代高度吻合。

这两枚银币出现在隋朝官员的墓葬中，说明了隋朝与波斯之间存在贸易往来。丝绸之路在经历南北朝的分裂后，到了隋朝重新被打通，丝绸、瓷器、香料往西运，宝石、玻璃、金银器往东来。刘伟墓里的那两枚波斯银币，就是那个时代最直接的物证。一个隋朝刺史的棺椁里放着萨珊王朝的银币，不是因为他去波斯旅过游，而是因为那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商路在那个时候依然畅通。

铜撮柄上的铭文

两兄弟最后的体面

刘伟与刘穆兄弟，一个是昌州刺史，一个是绛州刺史，在隋朝官场上不算顶流，但足够体面。他们的墓被盗过，随葬品流失不少，但留下的文物不多却分量极重。

弟弟刘穆的墓里只剩一柄锈镰和两枚铜钱，空空荡荡。哥哥刘伟的墓里多了一点东西，陶俑、铜镜、铁器，以及那件刻着“始建国元年”的铜撮和两枚波斯银币。一个死了近三百年的篡位者颁行的度量衡标准器，和两枚来自万里之外的银币，隔着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方向，在同一个隋朝官员的墓室里安安静静地躺了一千多年。

出土那天，它们终于被翻了出来，一件送去研究，一件收入展柜。刘伟本人大概永远不会想到，自己死后最大的存在感，来自一件比他早出生三百年的铜撮，和两枚他生前甚至未必亲手摸过的外国银币。而墓志上那些关于刘氏家族如何显赫、刘宽如何位列三公的文字，反而成了两件外来器物最忠实的注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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