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班》由浙江省嵊州市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嵊州市越剧团）打造，首次将女子越剧的百余年成长史搬上大舞台，聚焦中国首个越剧女子科班的创办历程，通过一众“小人物”的视角，生动再现越剧开拓者艰难求存、破茧成蝶的传奇故事。

11月4日，越剧《女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新华社发

11月4日，越剧《女班》亮相国家大剧院，掌声如潮。我回想起7月21日，这部戏在浙江音乐学院大剧院首演，短时间内二度赴上海、回嵊州连演三场，接着开启全国巡演。一路走来，观众的反馈很直接：许多地方开票仅几分钟，门票便售罄。这让我确信，戏立住了。

2024年，嵊州要做一部纪念越剧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戏，来省文联邀请专家找题材。会上有说做“十姐妹”题材的，有说做越剧入沪题材的。可我觉得，电视、电影、越剧都讲过这些故事，老生常谈，没新鲜感了。

评论家沈勇说：“可以做女班。” 我眼睛一亮。嵊州做过《袁雪芬》《傲雪芬芳》，但还没有纯粹做过女子越剧初创的题材。尤其沈勇提到了班主女儿，我心里便有了底：她可以成为女班的核心人物。

我翻阅史料，关于班主女儿的记载就一句话：王金水为表诚意，命小女桂芬率先入班学戏。十几个字，没有年龄，没有性格，也没有命运。

于是，我去嵊州施家岙采风，走女孩们当年走过的路，请教越剧博物馆馆长俞伟。俞馆长对越剧历史如数家珍，她帮我梳理了第一副女子科班的创办经过、人员构成、教学方式、演出路径，又给我发来了几十篇相关资料。就这样，我锁定了要做越剧第一副女子科班以及那些人。同时，我也请教了越剧史家钟冶平及多位专家老师，更坚定了信心。

史料给了我骨架，但要让戏活起来，需要往骨架里填充血肉。

一台戏，最应该推到观众面前的是什么？是人。是人的情感、人的思想、人的喜怒哀乐。历史事件再跌宕，如果不能化成人的内心波澜，就只是背景板。

我需要把所有历史事件——招生、串红台、上海失败、四工调创立——都推到远处。舞台上真正在前面的，永远是人。

史料里的班主王金水，有胆有识，为了办女班几乎倾尽家财，连准备建房的砖瓦木料都变卖了。但女班从上海铩羽后，他无心再担任掌班，整日沉迷赌博。一个如此有魄力的人，在失败面前也会沉沦。我想了解他。

我在嵊州采访了80多岁的王金水侄孙女。老太太说起往事，至今仍有抱怨。她觉得，就是为了办这个女戏班，让本来富有的家庭家破人亡、家财散尽、四分五裂。

我听着听着，心里产生无限感慨，这个王金水，真是个悲剧英雄啊！他做了一件开创历史的大事，虽牺牲了自己，但从此世上就有了生机勃勃、名扬天下的女子越剧。

我热血沸腾，我要写一个悲剧英雄！

可、可是……答案很快被自己否了。嵊州越剧团是个女子团。“女班”，顾名思义，是以女孩为主体。这样的设计之下，女孩子们还能得到很好展示吗？观众的共情点还在吗？当下的越剧戏迷能接受吗？还有立意走向，何去何从？

思考多日后，我决定还是以最初令我心动的视角来完成。所以，金凌云就被我拎出来，成了第一主角。

虽然关于金凌云的原型桂芬的记载只有短短十几个字，但这不是反而让创作更有空间吗？这也是我喜欢的创作方式。于是，我让她在上海读女校，知道五四运动，随身带着《新青年》……她同时站在“城里”和“乡下”之间，站在“新思想”和“旧规矩”之间。这样的人物更开阔、更丰富、更有可塑性，也弥补了女班学员初招只限9至14岁孩子所带来的稚嫩感。

而原型王金水，就成了戏中的金满堂。他是个商人，精明、懂商机、有魄力，也会算计，用旗袍、金戒指、银大洋当诱饵。他急着让戏班入沪赚回成本。但他不只是个商人，也想给“不是童养媳，就是做帮工”的女孩子们插上翅膀。他心疼自己女儿练功吃苦，让她把读女校作为自己“最后的退路”。他不是个单面的人，有私心，会崩溃，会耍赖，但关键时刻，他能站出来顶起天。

这对父女，也是两代班主，建立起非常有戏剧性的人物关系。他们常常观念冲突，意见相左，又爱又恨，互相折磨。他们是“不完美的好人”，比“完美的好人”更像人，也更有戏。

冬妹的原型是施银花，越剧史上第一位“花衫”演员。但剧本里的冬妹，不等于施银花。史料里说施银花“嗓音清脆响亮”，被师父金荣水在山脚下“捡到”。她是童养媳吗？史料没明说。但那年头的农家女孩，不是童养媳就是帮工。我给冬妹设定的童养媳身份，浓缩了那个时代女孩子的普遍命运。

后来“酷似冬妹的秋月”出现，代表的是：戏班死了的人，会被后来的人“替”上。残酷，但真实，这也是一门艺术生生不息的象征。

严溪水的原型金荣水，在史料里被师兄弟们称为“厢房老虎”，他在上海戏班只是个大花脸，不重要，所以让他回嵊教戏不影响演出。剧本里的严溪水，外表严肃，甚至有些凶。但他会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是否不适合女孩。冬妹死后，他痛心疾首，认为是自己害了她！他最后对金凌云说：“师父是跟着男班走过来的，什么困难都见过。师父陪着你们走到底！”

丫丫、阿莲、夏花，是那24个留下来的女孩的集合。史料里记载，50人入学，跑了一半的人，最终留下24人。那些逃跑的女孩，她们哭过什么、怕过什么？没人记下来。剧本里的丫丫，从“怕丑不肯画白鼻头”到说出“宁愿饿死也要跟着戏班走”；阿莲从紧张得想上茅厕，到跪地哀求“长官开恩，我们只是要口饭吃”。她们代表的不是一个人的成长，是一群人的成长。

人，是在事实面前改变的，不是在道理面前改变的。

首演之后，网上有很多评论，很多人都读出了自己不一样的答案，并愿意在网上分享。这些答案不是从史料里来，是从人心里来的。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面临的处境当然大不相同。但那种“当着别人的面说过的话，跪着也要走完”的劲儿，那种在所有人都说“你不行”的时候偏要“行”的倔，那种在绝望中还想再试一次的冲动——这些东西没有变。

写完《女班》，我最大的感受是：资料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但你得走进去，问那些站在资料边缘、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答案不在书里，在自己心里。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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