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现象，也不是居民“不愿花钱”“不敢花钱”所能概括的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2025年11月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的发言，现在看起来依然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和前瞻性。
针对“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这一话题，刘元春表示：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现象。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有多方面，边际消费倾向低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关键，基尼系数偏高也可能导致国民边际消费倾向变低。但更重要的因素，刘元春说，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
光看表面，内需偏弱、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仍然较重，是一直以来的结构性问题；但往深处看，真正决定居民消费能力的，是国民收入如何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是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能否有效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再往细化说，是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过度挤压了日常消费空间。
一、消费率偏低其实不是“居民不消费”，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讨论居民消费率，不能只看消费意愿，更要看消费能力。
居民消费率偏低，经济学上的解释通常是边际消费倾向低，也就是指居民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高。这种解释，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小部分。
因为，如果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偏低，那么就算是居民消费意愿是正常的，消费总量和消费率也很难提高。
居民可支配收入，才是决定消费率的关键因素，而可支配收入又受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双重影响。
初次分配，决定的是居民在国民收入中能够分到多少，而再分配则决定了居民在承担税费、社保、教育、医疗、住房这些支出后还能剩下多少。
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本来就偏低，而再分配过程中又不能有效地补充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率偏低就是一种必然。
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消费不足简单归因于居民的储蓄习惯、消费观念或者短期的信心。
二、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偏低，是消费率不足的关键前提刘元春强调，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因素，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
数据显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国居民部门占比为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为2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为1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
这组数据所体现的，是一个重要的现状：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企业部门占比明显偏高。
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蛋糕中，居民部门分到的红利比例相对偏低，而企业部门分到的比例相对较高。
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偏高，是因为企业的经营效益很好吗？未必，因为也可能反映的是资本收益、利润留存、投资扩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偏高。
居民劳动报酬和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水平，需要和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增长保持相同的节奏，消费能力才不会因此受限。
三、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才能提升居民消费率地方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中，主要承担了投资功能，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而产业投资和土地开发是地方增长的重要引擎。
这种模式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就是投资占比始终偏高，而针对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支则相对不足。
当政府资源更多流向形成资产和拉动投资，居民消费能力必然会受到抑制。
刘元春提出，政府必须从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这样的转型，需要政府功能重心发生明显的变化，从过去那种依靠投资拉动增长，转向依靠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民生支出，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这也代表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从过去那种重视短期的经济扩张，转向重视长期居民福利改善。
另外，在过去是企业和项目为发展的中心，现在开始要以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为中心。
这个过程是要重塑政府的作用。投资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对政府来说其实是另外一种投资：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费基金，这样居民才能做到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
四、国有企业利润不再应当以直接转化为投资为主，而是要加强国民分享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的资源、资本和利润，在过去，利润更多的是用在内部的投资扩张，而通过再分配回馈社会的相对比较少，所以才有了这个现象：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偏高，居民部门消费能力却相对偏低。
刘元春提出，国有企业必须加强利润的国民分享，防止超额利润直接转化为投资。
国有企业利润比较特殊，不能只看到企业自身利润累积，而是关系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
国有企业的超额利润如果长期直接转化为投资，那么强化投资驱动的模式就会不断加强，继续扩大企业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居民可支配收入被抑制，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是不利的。
总而言之，刘元春的谈话内容在时隔近一年之后的现代看来，依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依然值得被采纳和实践。
社会保障体系的加强，是提升消费的信心基础；而通过国有企业收入转化分配，是提升消费的必备条件。
说到底，只有老百姓的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提高了，才是提升消费率的最根本、最有效、最长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