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有记者到汕头采访已经离休的林炳才。他是江西于都人,早年参加红军,给董振堂当过警卫员。那天他坐在藤椅上,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杯茶,说到高台之战,他抬手捂住脸,哭出声来。
记者等了一会儿,他放下手,接着往下讲。采访快结束时,他唱起红军纪律歌,一句一句往下唱:“行动听命令,打土豪归公,买卖要公平。”歌词不长,他唱得很慢,唱完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这支歌他唱了很多年,歌词一句也没有忘。
第一章 宁都起义
第二十六路军是西北军旧部改编的部队,军官多数出自保定军校,也有一部分是从西北军士兵里提拔起来的。团长以上的人事由南京直接任免,军饷归南京军政部核发。这支部队开到江西,是外省调来的客军,粮秣和被服靠就地筹措,士兵的月饷常被拖欠。
1931年,第二十六路军开进江西,驻在宁都一带,担负“围剿”红军的任务。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几次碰头商议,决定不再同红军为敌,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12月14日夜里,赵博生以参谋长的名义在宁都城内耶稣堂召集全军团以上军官开会,会上宣布起义,当场把几个不肯参加的军官扣了下来。董振堂和季振同分头带部队行动,一万七千名官兵在城里城外集合,颈上系红领带,左臂扎白毛巾,作为识别记号。起义部队缴了城里国民党军指挥机关的枪,第二十六路军的番号从此取消。
起义部队随后离开宁都,开进中央苏区,被编为红五军团。董振堂担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1932年5月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
第二章 于都出发
中央苏区各县苏维埃设军事部,军事部下辖模范营、少先队和赤卫军。扩红任务分到乡,乡苏维埃把名单报到区,区军事部按连、排编队,整队送进红军补充师。参军的人自带被服和草鞋,家属由乡苏维埃分田、代耕。
1934年秋天,于都的扩红任务分到各乡,少年林炳才报了名。他虽年纪小,但个子高,入伍不久就被调到董振堂身边当警卫员。
红五军团这时下辖第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10月,中央红军在于都河上架起浮桥。于都河河面宽,水深处靠船,浅处可以徒涉,木船在河里并排固定,船上铺门板,人马都从门板上过。河两岸不准点灯,队伍按建制一段一段往前走,骡马和辎重夹在中间。红五军团奉命殿后,董振堂把部队摆在渡口以东,等军委纵队和主力过完,才带着自己的人马最后过河。过河以后,红五军团走在全军最末,一路挡住追兵。
第三章 湘江阻击战
湘江上游全州、兴安、灌阳之间河道弯曲,浅滩处可以徒涉,两岸靠渡口和临时浮桥通行。桂黄公路从全州通湖南零陵,是这一线唯一能走辎重的陆路。桂军在全州、兴安设防,渡口由民团看守,红军过江只能选夜间和浅滩。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向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开进,军委纵队离湘江沿岸还有八十公里。军委纵队携带的器材和文件太多,行军速度慢,指挥机关没有按计划过江。董振堂带红五军团在灌阳以北占领阵地,把部队横在通往湘江的公路前面,正面挡住周浑元部的四个师。他给各师划分防区,把指挥所设在公路附近,随后下达命令,不准一个敌人靠近军委纵队。
12月1日,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连续进攻,董振堂到前沿阵地指挥。红军弹药不足,各团把子弹按人数发到班,等对方走近了才用刺刀、手榴弹和大刀近战,战士把炮火掀开的土用铁锹堆回去。白天飞机封锁渡口,部队多在夜里过江。
红五军团在阵地上守了四天五夜,军委纵队和主力从渡口和浅滩过了湘江。部队过江以后清点人数,两个师由一万余人减到不足五千人。
第四章 红三十四师覆没
1934年红军一个师下辖三个团,每团一千余人。师的兵员和弹药靠沿途打土豪、缴获补充,没有后方医院随行。重伤员多寄养在沿途村庄,部队给留下银元和药品。师的电台少,与上级联络靠通讯员徒步传递。
红五军团主力过江的时候,红三十四师还留在湘江东岸担任总后卫。12月,这个师完成掩护任务,转向湘江渡口,但此时渡口已经被国民党军封锁。国民党军四个师把三十四师合围在湘江东岸,三十四师没有援兵,只能单独作战。
他们的阵地一段一段被突破,团与团之间的联系就此中断,各团自己找路往江边靠。全师的弹药打光了,五千余人大部分牺牲,突围的部队在江边被打散,一部分人跳进湘江,一部分人被压在河滩上。
师长陈树湘带余部突围,腹部中弹,被国民党军俘获。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往城里送,他在担架上从腹部的伤口里扯出肠子绞断而牺牲,那年他二十九岁。
林炳才作为军部警卫员,跟着董振堂的指挥机关随红五军团主力后撤,一路上在炮火间隙穿梭,躲避敌军的搜捕,在这支后卫部队近乎全军覆没的绝境里,随主力渡过湘江,是这场惨烈血战里少数脱险的人。
第五章 西渡黄河
红五军团在1935年7月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中共中央决定打通国际交通路线,配合红一方面军夺取宁夏,命令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西渡黄河。
10月下旬,三个军从靖远虎豹口渡过黄河。靖远一带黄河河面宽,水流急,渡河只能靠木船和羊皮筏,一夜送不了多少人,部队分批上船,几个昼夜才把三个军送完,约两万一千八百人进入河西走廊,随后改称西路军。
两岸是黄土驿道,入冬以后河面结薄冰,渡口时开时闭。部队过河以后沿走廊西进,沿途县城相距百里以上,中间是戈壁和盐碱滩,找水困难。
红五军攻克临泽城,董振堂带军部和两个团接着攻占高台城,在城里建立革命政权,动员当地百姓,其余部队留在临泽一带。马步芳调集两万余人的部队,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
第六章 干粮袋
红军连队设司务长,营设供给员,粮秣靠打土豪、就地征购和缴获,行军前统一磨炒面。炒面用小麦、青稞、黄豆炒熟磨粉,按人头用秤称发,装进各人布制的长袋。部队有粮时不动炒面,炒面留到断粮时用。
1936年冬天,部队驻在河西,准备继续西进。红五军军部后勤部按每人五斤的标准,给全体官兵配发炒面干粮袋。林炳才找到炊事班长,要他在董振堂的干粮袋里多放小麦粉、少放杂粮,再多装一斤。
董振堂打开自己的干粮袋,看见里面的炒面颜色比别人的浅,把林炳才叫来追问。林炳才把炊事班多放小麦粉、多装一斤的事说了出来。董振堂要他把已经发给军部机关干部的干粮袋全部收回,交炊事班按战士的标准重新调配。供给员把干粮袋收上来,炊事班把炒面倒出来,按同样的标准重新称过、装袋。军部随后开了一次临时会议,董振堂在会上就这件事向与会干部作了自我批评。
第七章 高台之战
高台处在河西走廊中段,东距临泽、西距酒泉各百里上下,中间是戈壁,援军从张掖、临泽赶到要走一天以上。青海省政府下设保安处,各县编民团,马步芳的部队以骑兵为主,作战靠马队冲击和包围,攻城时常用炮火打开缺口。
1937年1月,马步芳部两万余人包围高台城,东关、西关外的据点先后失守,红五军退进城内。董振堂下令堵塞东门和西门,动员军民把木箱、木柜搬上城墙,填进沙土,泼上水,夜里冻成硬块,城墙加高加宽。
城里的铁匠、木匠赶制梭镖、铁叉和木棒,战士把水桶装满水冻成冰砖,搬上城墙。沿城墙每隔两米挖一个单人散兵坑,白天由战士守,夜间由干部守。城里收编的民团也分到几段城墙防守。
马步芳部先用炮火轰开缺口,再让步兵往缺口上冲,红军把装满沙土的木箱推下去堵口。敌人架起云梯往城上爬,城上的人用梭镖、铁叉和手榴弹打。这样的进攻连续发起三十余次,红军每支步枪平均只剩十三发子弹。董振堂几次发电报向临泽求援,援军在半路上被马家军的骑兵挡住。
红五军守了九昼夜,援军没有到达高台。收编的民团打开城门,马家军的骑兵涌进城来。董振堂带十余名战士退到东南角城墙,跳下城墙,落进包围里。林炳才等四名警卫员从东门城楼沿城墙向东南角冲出四百米,董振堂被子弹打中左胸,从城墙上摔下来。他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不走就冲不出去了。”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红五军三千余人牺牲,马步芳部割下董振堂的头颅,挂在高台城楼上。一同突围的几名警卫员相继倒在马家军的枪弹之下,林炳才强忍悲痛,按照董振堂最后的命令,借着街巷混乱、敌军四处搜捕的空隙,换上百姓粗布衣裳,化妆成挑夫,混在逃难的百姓队伍里出城。
戈壁沿途到处是马家军哨卡,他白天躲在荒滩窑洞、草丛里藏身,夜里赶路,一路讨饭、躲避盘查,历经千难万险,独自辗转回到延安。这是他第二次亲历全军覆没,又一次死里逃生。
第八章 建国以后
1950年代,军分区属省军区建制,设司令员、副司令员、政治委员,下辖各县人民武装部,管兵员征集、民兵训练和沿海战备。汕头处在东南沿海,军分区在沿海设哨所和海防民兵连,负责防登陆和支前。
西路军失败以后,林炳才回到陕北,进延安学习。此后几年,他随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以后,他担任广东汕头军分区副司令员。
1980年代,林炳才离休。1988年,他获得红星奖章,戴上奖章以后,他向董振堂牺牲的方向鞠了一躬。
董振堂牺牲那年四十二岁,高台城里三千多名红军官兵留在河西走廊。林炳才从那座城里走出来,经延安到广东,在汕头住到晚年,高台的事他讲了很多年,那支红军纪律歌一直唱到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