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嘉定十六年，婺州城的街巷炸开了锅：官差带着丈量工具挨家挨户敲门，有的农户焚香摆案，把官差当“救星”；有的豪强闭门拒客，暗中收买胥吏篡改田册——这场混乱的核心，是被历史尘封的“推排法”。一项本该均平赋税的制度，为何会引发截然相反的两种极端反应？它又藏着宋代“国富”与“民困”的深层密码？

推排法，简单说就是宋代每三年一次的“资产大清查”，核心是核实农户土地、财产，重新划分户等以定赋役，本质是为了解决豪强“有田无税”、百姓“无田有税”的畸形困境。北宋中期后，土地兼并疯狂，一品官可免100顷田税，豪强通过“诡名寄产”将田产挂在官户名下逃税，全国70%土地被少数人垄断，底层百姓背负着翻倍的苛税与“支移折变”的盘剥。为破解困局，南宋嘉定十五年正式推行推排法，以土地契约为依据，逐块丈量田亩、绘制鱼鳞图册，甚至要求户主自报资产再集体核验。在常熟、义乌等县，推排法一度见效：豪强被迫补缴税款，佃农赋税减轻，当地民变发生率骤降。但好景不长，执行层面漏洞百出——地方官为政绩苛增物力，胥吏与豪强勾结篡改田亩数据，原本的“均税善政”变成了“敛财工具”，不少农户反而因“虚增资产”被加税，最终从感恩转向反抗。这种矛盾，本质是中央集权、士绅特权与底层民生的利益博弈，也是宋代“国富民困”悖论的缩影。

景定五年，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推排草草收场，因豪强激烈阻挠，鱼鳞图册沦为“一纸空文”。这项制度的兴衰，像一面镜子：为何初衷良善的改革，终究败给了既得利益集团？宋代看似富庶的表象下，底层百姓的生存困境，是否早已在推排法的成败中埋下伏笔？而那些被历史忽略的“冷门制度”，又藏着多少王朝兴衰的关键密码？当我们跳出“宋词繁华”的刻板印象，或许才能读懂宋代真正的制度底色。

如果穿越到南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推排法？站在农户/豪强/地方官的角度，你会怎么做？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