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栋坐在我家沙发上，手里攥着一份房产证复印件，语气轻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这套房子现在市价八百七十万，我急需三百五十万周转，你们要么给钱，要么卖房分钱。”
我握着刚择好的菠菜愣在厨房门口，水珠顺着指尖往下滴。
十五年前，他说这是补给我的嫁妆。
十五年后，他说我太天真。
刘海波站在茶几旁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点头答应。
他终于开口了，说的那句话却让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01
十五年前，我刚跟丈夫刘海波办完婚礼没两个月，舅舅孙国栋就让司机接我去他的公司。
那时候我们住在城东一片老旧的筒子楼里，三十平米的空间塞下了床、桌子和一个摇摇晃晃的衣柜，墙壁上的白灰每年春天都要往下掉一层。
刘海波在一家货运公司做调度，我在一家小外贸公司当前台，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除去吃饭和房租，连看场电影都得算计半天。
舅舅的公司叫“远达实业”，在城西一栋二十多层的大厦里占了整整三层楼。
我坐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看着落地窗外面密密麻麻的高楼，感觉自己像一只误闯进宫殿的麻雀。
孙国栋从一个精致的文件袋里取出一串钥匙，放在我面前的红木茶几上，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雅宁，星河湾花园，九号楼，一零零三。”
我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
“你妈走得早，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让我一定照顾好你。”舅舅的声音里透出一丝罕见的柔和，眼神也有些发红，“这套房子，就当舅舅补给你的嫁妆，先住着，以后条件好了，再办过户手续。”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只知道一个劲儿地点头道谢。
刘海波知道这件事之后，抱着我在筒子楼那间昏暗的屋子里转了好几圈，激动得眼眶都红了。
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雅宁，这份恩情，咱们这辈子都不能忘，以后舅舅有什么需要，咱们砸锅卖铁也得还。”
我们很快就搬进了星河湾花园那套六十多平米的单身公寓，虽然不大，但窗户明亮，阳光充足，小区门口就是地铁站，对面还有一所全市排名靠前的小学。
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刘海波从那以后像是变了一个人，主动申请跑公司最辛苦的长途线路，从燕城到西北边陲，一趟就要在路上颠簸七八天。
他用攒下的第一笔加班费，从二手市场淘回来一张还算结实的餐桌，又在家具城蹲了好几天，等到了那张米白色沙发的打折机会。
第二年秋天，我生下了女儿刘念恩，刘海波高兴得在医院走廊里跑来跑去，挨个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报喜。
舅舅也来过一次，抱了抱孩子，留下一个厚厚的红色信封，里面装着一万块钱，说是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的钱。
那几年，舅舅的生意像坐上了火箭，从一个搞建筑的小老板变成了“远达实业”的董事长，在新闻里偶尔能看到他出席各种剪彩和签约仪式。
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从每个月一次变成每年两三次，最后只剩下过年时的电话问候和微信红包。
02
刘念恩五岁那年，海波的父亲查出了慢性肾功能衰竭，需要长期做透析才能维持。
老人家从老家来到燕城治病，就住在我们这套小小的公寓里，客厅的沙发白天坐着看电视，晚上铺开被褥就是他的床。
本来就不大的空间一下子挤得满满当当，孩子的玩具和老人的药瓶堆在每一个角落，连转身都要小心翼翼。
刘海波为了凑医药费，拼命地加班跑长途，有时候一周都回不了一次家，回来也是倒头就睡，第二天天不亮又出门了。
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全家三张银行卡里的余额加起来不到三千块钱，而下一期的透析费用就要八千多。
我在厨房里洗着碗，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水池里，心里反复盘算着要不要开口跟舅舅借钱。
还没等我开口，刘海波就先一步去了舅舅的公司，硬着头皮开口借了十二万块钱。
孙国栋听完他的情况，二话没说就让财务把钱转了过来，连张借条都没让我们写。
三年后，海波终于攒够了十二万块钱，准备连本带利还给舅舅，还特意多准备了一万块当作利息。
舅舅却摆摆手，把那沓钱推了回来，轻描淡写地说：“这钱就算我给念恩的教育基金吧，让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就行了。”
我们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刘海波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成了物流部的经理，我也跳槽到了一家外企做行政主管，工资翻了两倍多。
女儿念恩顺利上了星河湾附近那所重点小学，每天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进出小区，楼下的保安大叔都认识她，总爱逗她几句。
那套公寓的房价像坐上了过山车，从当年的九十多万一路涨到了两百万、四百万、六百万，中介给我们打电话说，现在已经接近八百七十万了。
我们从来没动过卖房的念头，这套房子装下了我们十五年的酸甜苦辣，墙上有女儿从三岁到八岁每年生日画的身高线，厨房的瓷砖上还有我第一次学做红烧肉时炸开的油点印记。
那是一个周五的傍晚，我正在厨房里择一把小油菜，水龙头滴答滴答地漏着水，电视里在播天气预报，说明天会有雷阵雨。
门铃响了，刘海波去开门，然后我就听见他用一种不太自然的语气喊了一声：“舅舅，您怎么来了。”
我擦了擦手走出厨房，看见孙国栋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果篮，身上穿着深灰色的羊绒大衣，脸上的表情却不像来串门的样子。
他走进来，在沙发上坐下，四处打量了一圈，然后从随身带的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轻轻放在茶几上。
那是一份房产证的复印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星河湾花园九号楼一零零三，权利人，孙国栋。
“这套房子现在的市场价，我问过了，大概是八百七十万左右。”舅舅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跟我们聊今天的天气一样随意。
“我最近投的一个项目资金链出了点问题，急需一笔钱周转，三百五十万，按市价的一半算，也不多。”
“你们有两个选择，要么给我三百五十万现金，房子彻底归你们，要么把房子卖了，咱们一人一半。”
我手里的油菜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那几片翠绿的叶子沾上了地板上还没来得及擦干净的水渍。
刘海波站在茶几旁边，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沙发的扶手，指节都泛白了。
“舅舅，当初您说这套房子是送给雅宁的嫁妆啊。”我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嘴唇却在发抖。
孙国栋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让人陌生的凉意。
“雅宁，你也三十好几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天真，十五年前的房子才值几个钱，现在翻了多少倍，你们一分钱没花，白住了十五年，我现在只要一半的钱，过分吗？”
他说完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拍了拍大衣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这笔钱，下个月底之前必须到位，你们好好商量，想好了给我答复。”
门关上的那一刻，女儿念恩从房间里探出头来，小声问我：“妈妈，舅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他还没吃晚饭呢。”
刘海波把女儿哄回房间，然后缓缓蹲下身，双手捂住了脸，肩膀在微微发抖。
我走过去，蹲在他身边，伸手揽住他的肩膀，发现他的后背全都是冷汗。
“三百五十万，咱们上哪儿弄去。”他的声音闷在手掌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我们所有的存款加起来，不到三十五万，公公每个月的透析和药费就要花掉五六千，女儿的英语和钢琴兴趣班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就算我们把每个月的工资刨去所有开销之后全部存下来，一个月也就能攒个七八千块，要凑够三百五十万，得不吃不喝攒将近四十年。
那天晚上，我们俩就坐在厨房冰冷的地砖上，一直坐到凌晨两点多，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03
第二天一早，刘海波就出门了，说是公司有急事要处理，但我知道他只是想一个人出去透透气。
我送女儿去上钢琴课，坐在培训中心走廊的长椅上，听着旁边的妈妈们在讨论暑假去欧洲的旅行计划，讨论刚给孩子报的马术课和击剑课。
而我，可能很快就要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下午海波打来电话，声音听起来特别疲惫：“爸那边的情况不太好，医院催着交下一阶段的费用了，我回趟老家，看看能不能找亲戚们凑一点。”
他走了三天才回来，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睛里全是血丝，走路的时候脚步都发虚。
“借了十二万。”他把一张银行卡放在餐桌上，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玻璃，“大伯拿了四万，二叔给了三万，几个堂兄弟凑了五万。”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吐出一团浓白的烟雾。
“杯水车薪，还差得太远了。”
舅舅的电话如期打了过来，问我们考虑得怎么样了，我只能含糊地说还在想办法，再宽限几天。
刘海波掐灭了烟头，坐直了身子，眼神忽然变得很坚定。
“雅宁，我想清楚了，这套房子本来就是舅舅的，他有权利处置，咱们白住了十五年，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现在他有困难，咱们不能做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他抬手拦住了。
“不卖房，咱们去借，去贷款，想尽一切办法也要保住这个家，三百五十万，我拼了命去挣，晚上去开网约车，周末去找兼职，你也能在网上接点会计的私活，咱们一起扛。”
我看着他消瘦的脸和泛红的眼眶，心里又酸又疼。
那天晚上舅舅又打来电话，约我们第二天晚上在“鸿宾楼”饭店吃饭，说要带上念恩，一家人好好谈谈。
第二天晚上七点，我们准时到了饭店的包间，舅妈何秀兰和表弟孙浩然已经到了。
浩然去年刚毕业，舅舅就给他全款买了一辆六十多万的车，说是年轻人上班方便。
舅妈还是老样子，笑盈盈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说我瘦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
舅舅坐在主位上，点的菜很丰盛，有清蒸鲈鱼、红烧海参、干煸大虾，还有一锅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松茸鸡汤。
吃到一半的时候，舅舅放下了筷子，用纸巾擦了擦嘴，开门见山地问：“那件事商量得怎么样了？”
包间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孙浩然低下头专心扒饭，舅妈脸上的笑容也僵了一瞬。
刘海波握着筷子的手指紧了紧，深吸一口气，迎上舅舅的目光。
“舅舅，我们商量过了，这套房子我们想留下，钱我们一定想办法凑，但是三百五十万实在太多了，我们一下子拿不出来，您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宽限期，或者我们先拿一部分，剩下的给您打欠条，利息按最高的算。”
舅舅端起茶杯，慢慢吹了吹浮沫，没有接话，而是把目光转向了我。
“雅宁，你的意思呢？”
女儿念恩拉了拉我的衣角，小声问：“妈妈，你们在说什么钱呀，舅公是不是要借钱？”
我摸了摸她的头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
“舅舅，这套房子我们住了十五年，早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了，念恩在这里出生、长大，所有的回忆都在这里，您现在需要用钱，我们做晚辈的当然应该帮忙，但能不能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舅舅脸上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但那笑容没有到达眼底。
“雅宁，舅舅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们，三百五十万变成两百六十万，剩下的九十万，可以缓半年。”
两百六十万，加上半年后要还的九十万，依然是三百五十万，只不过拆成了两笔。
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胸口，我们依然拿不出来。
“舅舅，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能不能再少一点，或者多宽限一些时间。”我的声音带上了哭腔。
舅舅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语气也冷了好几度。
“雅宁，我这个做舅舅的从小到大没求过你什么事，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如果还认我这个舅舅，就自己想办法把钱凑齐，如果凑不齐，那就只有一个选择，卖房。”
舅妈在旁边接话道：“雅宁啊，你可别怪你舅舅心狠，他是真的碰上大麻烦了，好几个项目都等着这笔钱救急呢，你们那房子现在这么值钱，卖了也不亏，拿着几百万去别的地方，不也一样过日子嘛。”
孙浩然也抬起头帮腔：“就是啊姐，我爸对你们够意思了，白住十五年，现在只要一半的钱，换了别人早让你们连本带利滚蛋了。”
我看着眼前这一家人，觉得陌生得可怕，仿佛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什么亲情，从头到尾就是一场交易。
舅舅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下去，慢悠悠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靠着别人的恩情过一辈子，十五年，已经够久了。”
后半段的饭局在一片死寂中熬了过去，念恩似乎也被吓到了，安安静静地扒着碗里的米饭，连菜都不敢多夹。
04
接下来大半个月，我们陷入了疯狂的借钱状态。
刘海波翻遍了手机通讯录，联系了所有能想到的亲戚、朋友、老同学，有些号码他已经好几年没拨过了。
我厚着脸皮找了大学时睡在我上铺的室友，又找了我第一份工作时的部门主管，还有搬家后就很少联系的老邻居。
现实比我们想象的残酷得多，大部分人听到借钱两个字，语气立刻就变了，有的说自己也刚买了房手头紧，有的说自己老公炒股亏了不少，还有的直接挂断了电话。
零零散散借到的钱加在一起，不到五十万。
离月底只剩下最后五天的时候，舅舅又打来了电话，语气明显不耐烦了。
“钱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艰难地告诉他，只凑到了五十万出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做什么重要的决定。
“这样吧，我再退一步，你们给我一百五十万，这套房子就彻底过户给你们，一百五十万，不能再少了。”
一百五十万，我们依然拿不出来，就算把公婆在乡下那套老房子卖了，也还差一大截。
“舅舅，我们已经倾其所有了，连亲戚朋友都借遍了，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我的声音在发抖，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
他的声音彻底冷了下来，像冬天里结了冰的河面。
“我已经一让再让，给你们留了足够的面子，月底之前，要么一百五十万现金摆在我面前，要么卖房，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电话挂断的声音像一把锤子砸在我的太阳穴上，嗡嗡作响。
晚上刘海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默默地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上。
“又借了六万，加起来五十六万了。”
五十六万，距离一百五十万还差九十四万，距离月底只剩三天。
“雅宁，我有个办法。”海波忽然抬起头，眼睛里闪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光，“把我爸妈乡下的那套老房子卖了，大概能卖六十万左右，加上咱们手里的五十六万，就是一百一十六万，剩下的三十多万，咱们去银行做抵押贷款。”
“那是你爸妈养老的房子啊，卖了他们住哪儿。”我惊得站了起来。
“他们已经同意了，我爸说，不能眼睁睁看着咱们一家三口流落街头。”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一颗一颗地砸在桌面上，发出细微的声响。
我们连夜开车赶回乡下，公婆住在镇上的一栋旧楼房里，墙皮脱落了一大片，楼道里的灯也是坏的。
婆婆听说要卖房，默默地擦了擦眼角，什么也没说，转身去厨房给我们下了两碗面条。
公公躺在床上，脸色蜡黄，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拉着我的手，费力地说：“是爸拖累了你们，对不住了。”
回城的路上，车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声和窗外呼呼的风声。
天快亮的时候，刘海波忽然开口了，声音沙哑但很坚定。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咱们挺过这个坎，我加倍努力赚钱，以后换一套大房子，把爸妈都接过来一起住。”
我说好，用力地点了点头。
老家的房子挂在网上三天就有人来看房了，是一对准备结婚的小情侣，最后出价五十八万。
刘海波本想再等等看能不能卖个更高的价钱，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了。
在月底的最后一天，我们签了卖房合同，五十八万加上之前借的五十六万，一共是一百一十四万。
距离一百五十万，还差三十六万。
05
我们拿着所有资料跑了四家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信贷经理审核了半天，最后告诉我们最多只能批下来二十万。
还差十六万。
刘海波说再去想办法，我问他还能找谁，他没有回答，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整个阳台烟雾缭绕，连对面楼的灯光都看不清了。
晚上舅舅发来一条信息，只有一行字：“明天下午三点，带上钱来我公司，如果没来，我就默认你们选择卖房，直接联系中介了。”
那个晚上刘海波在阳台上坐了一整夜，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
天亮的时候他走回房间，眼睛里全是血丝，但眼神异常清明。
“明天我去跟舅舅最后谈一次，最后的十六万，求他宽限半年，这半年我豁出去了，跑最远的线路，一天都不休息，你也去找两份兼职，咱们拼命干，一定能把钱凑齐。”
我问他舅舅会同意吗，他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但总要试最后一次。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我们就到了远达实业的楼下，前台说董事长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让我们在会客区等一下。
我们在那排灰色布艺沙发上坐立不安地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期间刘海波去了三趟洗手间，每一次回来脸色都更白一些。
舅舅终于出现了，他让我们跟在他身后走进办公室，自己在宽大的老板椅上坐下，开门见山地问：“钱带来了吗？”
刘海波把那张存着我们所有希望的银行卡轻轻放在办公桌上，声音有些发抖。
“舅舅，这里面是一百一十四万，剩下的十六万，您能不能宽限半年，我们可以写欠条，利息按市面上最高的算。”
孙国栋拿起那张银行卡，在手指间转了转，嘴角勾起一个嘲讽的弧度。
“你们两个是不是觉得我孙国栋特别好说话，从三百五十万到两百六十万再到一百五十万，我一退再退，你们倒好，得寸进尺了？”
他把银行卡往桌上一扔，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现在告诉我还差十六万，还想让我再等半年，你们把我当什么了，提款机还是慈善机构？”
我急忙解释说我们已经尽力了，老家的房子都卖了，公公还躺在医院里等着钱做透析。
舅舅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背对着我们站了很久，窗外灰蒙蒙的天光照在他的后背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他转过身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冰冷得像在看两个陌生人。
“今天，要么一百五十万一分不少地放在我面前，要么卖房，没有第三种选择。”
刘海波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能说出话来。
“舅舅，这套房子对我们来说是命根子，您就当可怜可怜我们，再给最后一次机会吧。”他的声音带着哀求，整个人看上去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孙国栋咀嚼着“可怜”这两个字，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靠可怜活下去的，我可怜你们，谁可怜我，我的钱难道是大风刮来的吗？”
他重新坐回椅子上，身体向后靠了靠，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我们。
“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现在立刻做决定，是拿钱还是卖房，如果选择卖房，看在雅宁的面子上，我让你们多住一个月。”
我忽然觉得很想笑，十五年的亲情，十五年的养育之恩，到头来只值一个月的宽限期。
“舅舅，这套房子我们不要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
刘海波猛地转头看向我，眼里满是震惊和不舍。
“我说不要了，您卖了吧，卖完之后，该给我们的钱打给我们，至于我们住到哪里去，不劳您费心了。”
舅舅盯着我看了足足半分钟，然后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像是得意，又像是别的什么。
“好，有骨气。”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早就准备好的《委托卖房协议》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我拿起笔，在协议末尾签下了“赵雅宁”三个字，手没有抖，心却像被人挖走了一块。
刘海波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心冰凉，指尖在微微颤抖。
06
走出远达实业大厦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街上车水马龙，行色匆匆的路人谁也不会注意到刚刚有一个家庭在这里失去了一切。
刘海波的声音沙哑得厉害：“雅宁，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
可是要怎么重新开始呢，我们卡里只剩下卖老家房子的五十八万和借来的五十六万，一共一百一十四万，在海城想买一套像样的房子连首付都不够。
搬去郊区的话，女儿转学是个大问题，海波每天通勤要好几个小时，公公看病也不方便。
接了女儿放学之后，我带她去吃了一顿她最爱吃的披萨，她高兴地问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我笑着说庆祝爸爸妈妈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我们要赚大钱了，她开心地拍着手说爸爸最厉害了。
回到家女儿很快就睡着了，我和海波坐在堆满杂物的客厅里，谁也不想说话。
茶几上还放着十五年前舅舅给我们那串钥匙，钥匙扣上拴着一个小铜铃铛，搬家那年念恩还没出生，现在那个铃铛已经锈迹斑斑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刘海波忽然开口，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
“等我们买了新房子，我给你弄一个大大的书房，给念恩弄一间舞蹈室，她想跳多久就跳多久。”
我说好，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
“到时候我们把爸妈都接过来，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好好过日子。”
我又说好，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
第二天中介就带着客户上门看房了，是一对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妻，女主人站在阳台上夸这里的采光好，男主人拿着尺子在量卧室的尺寸。
女儿念恩好奇地问我那些叔叔阿姨是谁，我说是来看房子的叔叔阿姨。
她歪着脑袋问为什么他们要看我们的家，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刘海波默默地带女儿去了楼下的儿童游乐场，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听着中介熟练地向客户介绍这套房子的优点。
“户型方正，南北通透，顶级学区房，买到就是赚到。”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小刀，在我心上一刀一刀地划着，不深，但很疼。
晚上舅舅打来电话，语气轻快了不少。
“房子有买家出价了，八百六十万，一次性付款，我同意了，下周就签合同，卖完之后扣掉我的一百五十万，大概能给你们三百七十万。”
我说知道了，挂断电话后坐在黑暗里一动不动，像一尊失去了灵魂的雕塑。
刘海波回来的时候我正在打包东西，他问我怎么这么早就开始收拾了。
我说早点收拾免得手忙脚乱，早点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07
卖房合同签完的第三天，买方的全款就到账了，中介通知我们下周二手过户。
女儿念恩依然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她问我是不是真的要搬家了，我说是啊，我们要搬去一个更大的新家。
她问新家在哪里，我说在朝阳区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可以去放风筝。
她又问她最好的朋友小柠檬还能不能来找她玩，我说当然可以，你可以邀请她来我们的新家做客。
女儿高兴地跑去看她的玩具，盘算着要带哪些去新家，我转过身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刘海波变得更加沉默了，每天早上五点多就出门，晚上十一点多才回来，他说公司最近接了个大项目，跑一趟能多赚几百块钱。
我知道他不是在跑公司的项目，而是在为我们的未来拼命攒钱，可他一天多赚那几百块，对于我们的困境来说，就像往大海里倒了一桶水，根本看不见水花。
过户手续办完那天下午，舅舅让财务把钱打了过来，三百七十万加上之前我们给的一百一十四万，一共四百八十四万。
看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海城的一套普通两居室就要五六百万，这点钱根本不够看。
更让人绝望的是，舅舅的律师第二天就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孙国栋先生委托我跟你们沟通一下，关于星河湾花园九号楼一零零三室的事情，还有一些手续需要完善。”
“孙先生认为，你们在那套房子里白住了十五年，按照市场租金计算，每月至少八千块，十五年就是一百四十四万左右，这笔钱理应从房款中扣除。”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声音也变了调：“当初他说那套房子是送给我的嫁妆，从来没提过什么租金。”
“赵女士，口头承诺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孙先生希望你们能补签一份租赁合同，以书面形式确认这十五年的租赁关系，如果不签的话，他将向法院提起诉讼，到时候要追讨的可就不只是一百四十四万了，还要加上利息和诉讼费用。”
刘海波从我手里拿过手机，声音出奇地平静：“我们考虑一下。”
挂了电话之后，他一拳砸在墙上，石灰墙面上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坑，指节上的皮破了，渗出几滴血来。
我们最终还是签了那份屈辱的合同，因为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而且律师说我们胜诉的可能性很小。
签完字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了很久的星星，想起母亲临终前对我说的话：“雅宁，以后舅舅会照顾你的。”
我想告诉她，妈，舅舅确实照顾了我十五年，然后连本带利全部收了回去。
我们在朝阳区一个老旧的小区里买了一套九十平米的房子，六楼没有电梯，楼道里堆满了邻居家的杂物，墙皮大片大片地剥落。
房价三百四十万，加上税费和中介费差不多三百六十万，剩下的钱还要留出一百四十四万还给舅舅，真正能用来装修和生活的只有不到四十万。
装修进行到第三个星期的时候，海波在拆除旧厨房的橱柜时，在底层夹板的后面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
盒子不大，方方正正的，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油渍，看起来已经在那里躺了很多年了。
他用螺丝刀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撬开那个已经锈死的搭扣，盒子里装着一本深蓝色的笔记本和几张泛黄的照片。
笔记本的封面上印着“工作日志”四个字，翻开第一页，日期写的是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八日。
往后翻了几页，都是一些建筑材料的采购记录和施工进度的安排，字迹潦草但能辨认。
翻到中间的时候，有几页纸被人刻意撕掉了，撕口参差不齐，而在被撕掉的那几页后面，赫然写着一行红色的大字：“星河湾花园9号楼1003，特殊处理，切勿外传。”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这行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那个“特殊处理”又是什么意思。
刘海波也凑过来看，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拿过笔记本继续往后翻，在最后一页的夹层里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
那是一张被折叠得方方正正的收据，纸张已经泛黄发脆，展开之后上面的字迹勉强还能看清。
“今收到孙国栋先生现金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作为星河湾花园9号楼1003室特殊处理费用，收款人：王志远，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
收据的最下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后续尾款叁拾伍万元，待项目验收后一次性结清。”
我们拿起那几张照片仔细看，照片上是一个正在施工中的建筑工地，楼栋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星河湾花园9号楼”。
其中一张照片的角落里，一面承重墙上有一道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地面的巨大裂缝，裂缝旁边用粉笔画了一个圈，圈里写着一个血红色的“危”字。
我的手开始发抖，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从心底涌上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黑暗里慢慢露出了真面目。
刘海波把收据和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回铁盒里，抬头看着我的眼睛，声音压得很低。
“雅宁，咱们住的这套房子，可能从一开始就有问题。”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忽然听见门口传来敲门声，咚咚咚，不急不慢，一下一下的，像是在催命。
我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舅舅孙国栋，他脸上带着一个我从没见过的表情，说了一句让我整个人僵在原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