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红十五军团被整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由徐海东担任旅长，黄克诚担任旅政委，这支部队从组建之初，就是八路军里的一支劲旅，在华北抗日前线屡立战功。

1938年3月初，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清，借着外出查看地形的由头，直接带着团里一部分官兵叛逃，彻底脱离了革命队伍。张绍东是红25军出身，一直跟着徐海东征战，是徐海东格外看重的得力部下，在部队里也有着不低的威望。

这个消息传到旅部时，徐海东正被肺病折磨，身体本就十分虚弱，得知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部下做出叛逃之事，他又气又急，当场气得口吐鲜血，病情瞬间加重。

这次叛逃事件，给344旅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部队军心出现波动，内部也陷入了短暂的混乱。

为了稳住队伍，上级立刻对687团进行人员调整，由副团长田守尧接任687团团长一职，随后部队转移到山西武乡大有镇，开展全面的整顿工作，梳理部队纪律，安抚官兵情绪，花了不少时间才慢慢平复了这次事件带来的影响。

1938年7月，344旅刚打完町店伏击战，朱德总司令就亲自来到344旅视察部队情况，针对此前张绍东、兰国清叛逃的问题，朱老总对旅长徐海东提出了批评，指出部队管理、思想建设上存在的疏漏。

经历部队叛逃，再加上本就严重的肺病，徐海东的身体彻底扛不住了，整日咳嗽不止，根本无法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向上级提交申请，请求返回延安休养身体，就这样，344旅旅长的位置出现了空缺，急需一位合适的人选来接任，稳住这支主力部队。

旅长人选的问题，很快被提上日程。最先提出方案的，是朱老总和旅政委黄克诚，两人经过一番商议，提议由687团团长田守尧接任344旅代旅长。

田守尧同样是红25军出身，是土生土长的344旅干部，红军时期就有着丰富的作战履历，历任红25军225团营长、红15军团78师师长，打仗勇猛，对344旅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当时他只有23岁，是部队里崭露头角的年轻将领。当时朱老总已经找田守尧谈过话，就接任旅长的相关事宜做了交代，就等着正式下达任命通知。

随后，这份任命提议通过电报发到延安，等待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复。可让人意外的是，毛主席并没有同意这个提议，直接否决了由田守尧接任旅长的方案，反而亲自下达命令，调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前往344旅担任代旅长。

毛主席为何选择了343旅的杨得志而不是344旅的老人呢？这背后都是基于事实和部队情况的慎重考量，没有丝毫随意之处。

首先要清楚344旅的人员构成，这支部队几乎全部由红15军团的班底组成，从上到下大多是红25军出身的干部战士，部队内部圈子相对固定，长期下来难免存在山头主义的倾向，部队管理和指挥容易受原有体系束缚。

杨得志来自343旅，这支部队是以红一方面军为骨干组建的，和344旅的原有体系没有任何牵扯，让他来接任旅长，能有效淡化部队内部的山头意识，打破固有的圈子壁垒，更方便统筹管理全旅。

再对比两人的资历和作战履历，杨得志比田守尧年长四岁，早在湘南起义时就参加革命，跟着朱德总司令上了井冈山，是经历过井冈山斗争、长征洗礼的老红军。

长征路上，他担任红一团团长，带领部队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一场场硬仗打下来，立下了赫赫战功，到达陕北后，又出任红二师师长，无论是指挥大部队作战，还是处理复杂战场情况，都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

抗战爆发后不久，杨得志接任343旅685团团长，参加过举世闻名的平型关战役，还曾有过临危受命、快速稳定部队的经历，指挥能力、处事沉稳程度都经过了实战检验。

反观田守尧，他在1938年3月才接任687团团长，到7月提议他接任旅长时，任职还不到5个月，在团长位置上立足未稳，再加上他年纪较轻，在344旅一众资历深厚的干部面前，缺少足够的威望，很难镇住场面，一旦接任旅长，很难顺利开展指挥工作。

除了田守尧，当时344旅内部的其他团长，也都不具备接任旅长的条件。688团团长韦杰，调入344旅的时间太短，对部队情况不够熟悉，早期革命资历也只到连长级别，难以服众；689团团长韩先楚，虽然也是红25军出身的老部下，但早期职务不高，且689团是刚组建不久的新部队，同样不在合适人选范围内。

而343旅的其他将领，杨成武已经带领独立团扩编成师，职务更高，无法调动；杨勇接任团长时间太短，资历和经验都不足以跨部队提拔旅长。对比下来，杨得志成了唯一合适的人选，他革命立场坚定，打仗指挥能力过硬，又被毛主席知根知底，完全能胜任344旅旅长一职。

任命下达后，杨得志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动身前往344旅赴任。而另一边，在为徐海东送行的便宴上，田守尧因为任命之事闹情绪，直接缺席了宴会，朱老总得知后，专门召开会议对他进行了批评，及时纠正了他的错误思想。

杨得志抵达344旅后，很快进入角色，凭借着出色的指挥能力和处事方式，快速理顺了部队内部关系，稳住了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