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国银行业一直处在一个大的降息周期内，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持续受到挤压。在这种大背景下，债券投资给银行提供了一种对冲降息的手段。

在前面的《贷款VS债券》的专栏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降息周期中，债券投资的综合收益要高于贷款。其中的原理是降息周期中，高利率的老债，其公允价值会随着银行间利率的下行而上涨。如果银行选择卖出高息老债，就可以将公允价值上涨的部分兑现为投资收入。即便银行不卖出高息老债，只要这些债券在FVTPL（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科目下，公允价值的增长一样可以计入当期收益。

商业银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债券投资。2025年面对净息差下行和资产质量恶化的双重压力，很多银行将提升业绩的思路转向抛售高息债券，兑现浮盈。抛售高息债这个策略是一把双刃剑，好处是可以提升短期营收，拉高当期业绩；坏处是抛售了高息债后再配置的新债利率会降低不少，这样会长期影响银行未来的净息差。

之前的年报点评中，很多银粉包括我，更关注的是一家银行债券抛售的同比数据。实际上，一家银行的抛售债券的力度应该横向比较才比较公平。当然，在横向比较时我们不能使用绝对金额，而应该是用相对比例。因为，不同银行的体量不同，所以绝对金额差距太大。

我在下面的横向对比中引入2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卖券投资收益占营收的比例。这里的卖券投资收益专指投资收益中由AC资产（以摊余成本法计量的金融资产）和FVOCI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综合损益的金融资产)产生的投资收益 。所以，我们需要在年报附录的投资收益明细中，找出这两块投资收益，如下图1所示：

图1

第二个指标是兑现率：用投资收益除以对应资产期末余额。兑现率指标从侧面反应了商业银行将多少债券主动抛售

第一个指标越高说明债券抛售对于营收的贡献度越大。第二个指标分子是投资收益，分母是金融资产。第二个指标高说明要么是投资收益高能力强，要么是占AC资产或FVOCI资产比例高。

可能有人回味，为啥我统计的时候只统计AC资产和FVOCI资产的抛售情况？这是因为FVTPL资产本身不是生息资产，而且其收益可以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体现，不是非要卖券不可。

我选择16家上市商业银行做为此次分析的样本，包括：6家国有行（工、农、中、建、交、邮储），5家股份制银行（招商、浦发、民生、兴业、平安）和5家城商行（宁波、南京、江苏、杭州、成都）。

我们先看一下AC资产这边的情况，如下表1所示：

表1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AC资产投资收益占营收比例中占比最高的是成都银行和邮储银行。其中成都银行占营收比例高达5.58%，邮储银行占营收比例为5.5%。这说明抛售债券对于成都银行和邮储银行基本面的助力最大。占营收比例最低的两家是城商行：宁波银行和江苏银行。

我们再看一下兑现率，16家银行中兑现率最高的是成都银行，其次是民生银行。兑现率越高说明卖券力度越大。

看完AC类资产再来看一下FVTPL类资产，如下表2所示：

表2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FVOCI资产投资收益占营收比例中占比最高的是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其中宁波银行占营收比例高达6.14%，南京银行占营收比例为4.41%。占营收比例最低的两家是城商行：兴业银行和农业银行。在兑现率这边平安银行最高，高达1.85%，这说明平安银行的FVOCI资产高抛的力度很大。其次是成都银行，兑现率只有平安银行的不足一半。兑现率最低的是兴业银行和农业银行。

通常来讲AC类资产应该以持有到期为主，所以会计准则对AC类资产提前抛售的限制会更多一些。FVOCI资产是相对比较灵活的资产，可以持有到期也可以中间抛售。所以，我们会看到两类资产的平均兑现率有一定差异，AC类资产的平均兑现率是0.26%，FVOCI资产的平均兑现率是0.47%。

最后，我们将两类资产的数据表融合，形成如下表3：

表3

从合并后的表3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哪些银行卖券拉高业绩比较多——成都银行和南京银行卖券拉高营收的力度是最大的。这两家银行的卖券投资收益占营收超过9%，其他银行基本都在6%以下。兑现率也是成都银行和南京银行最高。兑现率最低的都是国有大行，其中交行最低，工、农、中三家都以0.17%并列。

招行如果按照占营收比例排在倒数第三，如果按照兑现率排在第八位。由此可见招行抛债的力度中规中矩，再加上自身营收多元化做得比较好，所以并不太依赖提前兑现债券浮盈来拉高营收和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