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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初年，魏国是最早独霸中原的诸侯国。

究其称霸的主要原因，肯定有人会说，魏文侯能用贤能之士，如李悝、吴起、乐羊、西门豹等。的确如此，魏文侯礼贤下士，不受任何外人之干扰，甚至受到顶撞也照样礼敬贤能之士的行为是很值得称赞的。一个国君能任用贤能之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很难的。

吴起，卫国人，自少年时就爱好兵学，有大志，听说魏文侯招纳贤能，于是来到魏国。当时就有人在魏文侯面前说吴起的坏话，但是魏文侯认为吴起的军事才能是无人能比的。

吴起来到魏国之后，得到了魏文侯的礼遇。

《吴子·吴初见文侯》记载：

“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

魏文侯对吴起的尊重，不比汉刘邦立坛拜将韩信的规格低。

吴起确实了不起，他“为魏守西河，使秦人不敢东向”“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

魏文侯对乐羊也是如此。

《战国策·秦二》记载：

魏文侯派乐羊将师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

面对着一箱子的诽谤材料，魏文侯不动摇，是基于他对乐羊的信任。

魏文侯敬贤，绝不听儿子之妄论，更不受儿子之干扰。

魏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敬段干木，皆因这三人都是贤能之士。

据刘向《说苑·尊贤》记载，有一次，魏太子击见到田子方，下车而趋，子方不予理睬，坐乘如故。太子很不高兴，就问田子方：是富贵者傲人，还是贫穷者傲人？你田子方为什么如此骄傲？

田子方曰：“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大夫骄人而亡其家，富贵者怎么敢骄傲？”

太子击将田子方之语告诉魏文侯。

魏文侯叹曰：“如果不是你的缘故，我怎么能够听到贤人之言论。自吾以田子方为友，君臣益亲，百姓益附。我欲伐中山，拜访乐羊，三年而中山为献于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之所以有如此之功，皆是得贤人帮助之缘故。”

魏文侯敬贤，也绝不听兄弟之妄论，更不受兄弟之干扰。

《新序·杂事》记载，魏文侯之弟魏成子问魏文侯：那些所谓的贤人，又无权、又无势，有什么值得你这样尊重的？

魏文侯曰：

“仁人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者，国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国之尊也。故国有仁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智士，则无四邻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议也。”

魏文侯对于那些搜刮百姓、以讨上司欢心的官员，并不买账，而是将其免职，如《水经注·滹沱水》记载，苦陉之吏年终上计时，上缴的贡赋比头一年多了很多，李悝认为苦陉并不是富庶地区，而贡赋却多了许多，肯定是搜刮、苦害百姓，将其免官。

魏文侯对李悝此举非常满意。贪官的献媚讨好得不到上司的笑脸，反而被免官，当然就不会再搜刮百姓了。

《说苑·反质》记载：

有一次，魏文侯问李悝曰：“刑罚之原安生？”李悝非常精辟地向魏文侯论述了刑罚产生的原因：刑罚生于奸邪淫佚之行为；奸邪是因饥寒而起；如果统治者伤农害本，就会有刑罚。国内就会出现贫穷者，民就可能成为奸邪，因以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

魏文侯非常认可李悝的说法，并且把这些作为他治国的重要内容。

魏文侯礼贤下士、知人善任，不受任何外人，包括儿子、弟弟等之干扰，是战国初年魏国强大的重要原因。

魏文侯时期，向北攻取了中山国，设立中山郡，与中山相邻的赵国不敢问津。魏国向西攻占了少梁、籍姑、临晋、元里、合阳、阳狐、雒阴。魏将吴起又“击秦拔五城”。这五城不知是哪五城，但是在秦国境内是毫无疑问的。

这样黄河之河外，即西河地区，自少梁（今陕西韩城县）至华阴连成长长的防御线和进攻秦国的基地。

魏国对西河的攻伐，占领了秦国的河西地，设立西河郡，使秦国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魏国还占领与秦相接界、初为黄河的上流之地，设立上郡，在今陕西榆林市南。

魏文侯派吴起为西河守令，派李悝为上地守令，秦人不敢东向。秦孝公曰：“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秦孝公的话正表明当时魏、秦之间的格局。

魏国在魏武侯、梁惠王时期，一改魏文侯礼贤下士之风，对贤能之士自觉不自觉地采取漠视、排斥甚至迫害之态度，使贤能之士大量外流，逃亡敌国，严重地威胁了魏国的安全。这是魏国极盛而衰的重要原因。

魏武侯时期，开始任人唯亲。魏武侯的相是其女婿公叔。公叔是“韩之公族”，在魏国为相，并没有什么功劳，完全是因为裙带关系成为魏武侯最信任的人。公叔对魏国的大功臣吴起是非常胆怯害怕的，于是就阴谋害吴起。

公叔欲害吴起，就对魏武侯说：“吴起太有才能了，他守的西河郡与秦接界，是否把另一公主嫁给他，如果他同意婚事，说明他忠心；他不同意就是有二心。”

公叔请吴起到他的家里，让妻子当吴起之面轻贱自己。吴起见此，知公主之傲慢；次日，当武侯向他提亲时，他委婉拒绝了。

于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公叔费尽心机，赶走了吴起。魏武侯已经完全抛弃了魏文侯，任用贤能的布衣卿相国策，开始了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

吴起离开魏国时，抿泣曰：“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

果然不久，秦国的商鞅趁机取河西之地。

吴起“惧得罪”，遂逃往楚国，楚悼王任命其为令尹。吴起深感楚悼王的知遇之恩，尽展自己平生之才能和抱负，在楚国变法改革，以治理楚国。

《战国策·齐策五》云：

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当魏国攻赵之时，吴起救赵，与魏国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魏国大败。赵国趁机取魏棘浦（今河北魏县南），拔黄城（今河南内黄县西北)。

孙膑与庞涓是同窗好友。庞涓首先到魏国，被魏惠王任命为将军。庞涓知道自己的能力与学识比不上孙膑，就把孙膑骗到魏国。之后，庞涓找借口用极刑把孙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欲使孙膑永远不能在社会上发挥才能。

孙膑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逃亡齐国。齐威王任孙膑为军师，与魏国发生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孙膑以其精湛的战略战术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庞涓，逼庞涓自杀，魏全军覆没。

魏国元气大伤，丧失了自魏文侯以来的霸主地位。魏国独霸中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齐国却以大国的姿态登上了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

从魏国逃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公孙鞅。公孙鞅后来到秦国后，封于商，又称商鞅。公孙鞅是魏相公叔痤的门客，“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

公叔痤行将就木时，向魏惠王说：

“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

公叔痤知道公孙鞅无论到哪里，都会对魏国形成极大的威胁。公叔痤对公孙鞅的能力有充分的认识，但公叔痤有病之前却不向魏惠王举荐。公叔痤曾用阴谋将吴起赶走，如果把公孙鞅举荐上去，可能会将公叔痤的魏相取而代之，这是他不向魏惠王举荐公孙鞅的原因。

魏惠王没有任用公孙鞅，但是也没有杀他，这说明魏惠王并不了解公孙鞅。魏惠王已不像魏文侯那样求贤若渴。

公叔痤死后，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国中求贤，乃西入秦。秦魏之战中，商鞅以饮酒为名诈魏公子卬，并将其俘获，使魏失去了河西之地七百里。

商鞅又攻下了魏国旧都安邑。魏国极盛而衰，失去了战国时期的大国地位。试想，假使吴起仍然为魏守西河，商鞅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得到河西之地吗？

之后，又有范雎在魏国受到迫害，逃亡秦国，献远交近攻之策，使秦国有了明确的攻伐目标，对秦国的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

魏国本来是有人才的，如吴起、孙膑、公孙鞅、范雎等，这些人都是战国时期顶尖之英才。他们从其他诸侯国来到魏国，孙膑从齐国来，公孙鞅从卫国来，吴起在魏文侯时期就已经到魏，并为魏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他们钦佩魏国的功业和形势，当时魏国确实有统一天下之势，但是后来的魏国已经不是魏文侯时期那个礼贤下士、任人唯贤的魏国了。这些战国时期的顶尖英才，相继在魏国受到迫害，逃亡他国，重创魏国，使魏国永远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可能，而为秦国所灭。这是魏国的伤痛和悲剧。

大梁，即今河南省开封市，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金代诗人李汾《汴梁杂诗》云：“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

开封是八朝古都，是历代王朝建都的风水宝地，显示出一派帝王气派。夏朝经历了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之后，夏后杼时期，迁都老丘，即战国时期的大梁、现在的开封市。大梁地处中原，诸侯四通、万邦通衢，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灵地杰之地，曾被认为是“亡国之都”。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家之安危“在德不在险”，国家之败亡是统治者腐朽引起的，绝不是险塞关隘能阻挡的。大梁为那些腐败的帝王蒙受了多少不白之冤。

“大梁境势不可为都”的说法源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士张仪。

是时，张仪为了让魏国与秦连横而恐吓魏王曰：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境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魏之境势，故战场也。

自此之后，大梁是亡国之都的名声渐响；又加上宋朝建都开封127年后亡国。大梁是四战之地，兵家必争，“境四平”，无山川之险阻，开封是亡国之都的论调似成定论。

清代学者阎若璩亦曰：

魏之失计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险而就平衍四达之地，弃文侯、武侯两代之霸迹，而为新造之邦。…故于魏号为梁之日，即谓毕万之后已灭，不待征诸河水，灌王假降之日矣。

阎若璩认为，魏之迁都，不仅失去山河之险，而且失去了当年的占卜之吉。晋国当年发耿、霍之役中，毕万封于魏，改称“魏万”；经占卜这是魏氏发展的起点。

据《史记·魏世家》记载，卜偃曰：

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

把魏地封给毕万，是天意。从此毕万称为“魏万”。魏万仕晋，可以说是初始大吉。如果说失去山河之险，还可以说得通，说失去当年的占卜之吉，就不着边际了。

自毕万封于魏（山西省芮城县北5里）之后，魏氏家族又经历了几次迁都。魏悼子徙治在霍（今山西省霍县境）；公元前445年三家分晋，魏文侯乃以安邑（今山西省的夏县）为都邑；公元前403年，魏文侯立为诸侯，安邑是魏之国都，直至公元前365年梁惠王迁都大梁，安邑作为魏之都邑82年，作为国都40年。霍与安邑，皆不是“魏”。

如果说迁都离魏，就会失去“占卜之吉”，那么，自魏氏家族迁霍、迁安邑，就已经失去当年的占卜之吉了。

还有学者说魏惠王“迁都大梁，西失关河之固，东就黄泛而无险可凭之地，自此地削国弱，以至招来灭顶之祸”。

造成一个国家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由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的。《战国策·魏一》与《史记》都曾记载：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看到河山之险要，认为这是霸王之业的基础。

魏武侯称曰：

“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错附和说：“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

吴起对曰：

“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愤然曰：“子之言，有说乎？”

吴起对曰：

“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卢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

最后，吴起说：

“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吴起举出三苗之居、夏桀之国、殷纣之国的例子，其皆占据山河之险，但是他们为政不善，相继被大禹、商汤、武王灭之。

魏国的史实也是这样。魏文侯时期，用李悝进行变法改革，废除世卿世禄制度，魏国首先富强，成为战国时期最早的霸主；用吴起守西河，秦人不敢东向；用乐毅击中山，建立中山郡；用西门豹治邺，开凿十二渠以灌溉，使河内成为膏腴之壤…

而至魏武侯、梁惠王时期，逼走了吴起，失去了河西之地；迫害了孙膑，使魏国失去了霸主国的地位；冷落了公孙鞅，使魏国成为秦国的臣属这些都是魏国可用的能臣良将，他们在魏国无法生存，逃亡他国，成为魏国的严重威胁，是使魏国一步步走向衰亡的重要力量。

因此，魏国的衰弱、直至最后的灭亡绝不是迁都到大梁造成的，而是其统治者腐朽的政治制度造成的。

至于后来北宋王朝的灭国，北宋守内虚外、右文轻武的祖宗成法，北宋末年宋徽宗君臣的腐败，皆是其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如果说，魏国、北宋的灭亡，是由于无险可守造成的，那么东周王朝都雒邑，秦王朝都咸阳，西汉、隋唐王朝都长安，东汉、西晋、北魏王朝都洛阳，元明清王朝都北京，这些都是山河拱卫、关隘环绕之地，而这些王朝最后的灭亡是因为什么呢？答案是肯定的，是政治制度的腐败造成的，险塞关隘无法抗拒一个朝代的灭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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