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汤恩伯

3月下旬，白军汤恩伯第四纵队西进至新桥、太阳障、泰宁之线，红军主力转移至福建，红一军团击败汤部第四师于新桥， 红三军团击败汤部八十九师于太阳障，汤恩伯率八十八师躲在泰宁城里不敢动弹，连电蒋介石求救。

汤恩伯所率的三个师，第四师由他自兼师长，以副师长王万龄代行，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均中央嫡系队伍，兵额、武器、经费特别充实，但是汤把三个师分三路前进，每师相隔四十华里，以致被红军各个击破。（注：汤恩伯这个打仗水平也被樊崧甫不耻。）

蒋电令第三纵队指挥官樊崧甫率第七十九师及第六师的步兵第十七旅丁友松部驰援，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在南城直接指挥。

我率部至德胜关，判断红军将以一部佯攻汤部，集中主力伺机在武夷山区截击援兵，决定用侧面驻止掩护，部队交番前进，占领六十里上坡路，先构筑碉堡，稳定联络线，再行进攻解围。

顾祝同迭电催促。

我派侦察队向红军左后方游击，俘敌采办员一名，询知属第五军团，我恍然大悟，判定与新桥第四师接触的系第五军团。

到德胜关的第三晚，蒋介石来电催速前进，并云如情况万不得已，汤恩伯的第四师暂归樊崧甫指挥。

汤是第四路副总指挥，把他兼的第四师暂归我指挥，且说万不得已，是疑我坐视不救，使我虽冒险也必得出兵。

我那两个参谋长不赞同，欲缓期，我和他们说:

“蒋关心嫡系部队，牺牲我们无所谓，再不进攻，大祸临头。”

正商谈中，顾祝同亲来电话，问为何还不前进？

我说:“明早前进攻击。”

顾问:“带多少队伍？”

我说:“步兵一团。”

顾大笑说:“笑话！汤恩伯有三师之众还打败了，你派一团兵去，济什么事？”

我说:“我亲自前去。”

顾说:“你去？你不是兵，何用？必须添兵。”

我说:“实际上一团是够了，总司令不放心，我再抽一团。”

顾说:“不够，不够。”

我说:“无兵可再抽，攻不下来，我负责。”

我乃叫二三五旅抽了一团部队，翌日拂晓，补充团在先头，我率师部及所抽团(四六九团)跟进。

我到岭顶，见新桥离岭顶只十多里，岭两侧无异状，遂命补充团展开攻击，居高临下，转瞬接近敌阵地，猛攻之下，连克红军五个土堡，红军退出新桥。

我命补充团利用土堡，向西警戒，自率一团为预备队，在补充团后方村落宿营，我到新桥街上时，见武装凌乱满地。

王万龄亦进至新桥市，据他说:

部队打败后退出新桥，据守后面连山地，并未粮尽弹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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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龄（1900-1992），字松岩，又名万林，云南腾冲人，黄埔一期学员，历经国民革命军东征、北伐、抗战，久经沙场，屡建战功，短短20年，从最基层的少尉排长做到副军长，后因病退出军界，定居上海。

早在1936年百灵庙战役中，此时的王师长因为支援绥远抗战有功，获得一枚云麾勋章。

百灵庙大捷，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胜利。从南口撤退后，王万龄驻守漳河，在此与日寇交手，13师炮兵营力克日寇，有效拖延了日军南下的步伐。

1946年，王万龄在沪引退。下一个46年，王万龄选择留在大陆定居上海，文革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早在黄埔军校期间，王万龄曾作为卫兵连排长，与周恩来朝夕相处。后来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进入上海文史馆。

92年人生，前46年打仗，后46年做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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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令他推进回守原阵地。

是夜红军反攻我补充团阵地，天大雷雨，战斗颇剧烈。

据营长严寿亭报告，有一堡垒被敌攻陷，我严令反攻收复。

夜半无线电报接蒋立刻到电令:据汤恩伯来电，粮尽弹绝，援兵坐视不救，请严令樊指挥官火速进援等语。

该指挥官按兵不进，是何用意， 限立即电复。

汤恩伯这脓胞危言耸听，他不懂得他第四、第八九两师虽然战败，并未歼灭，红军虽胜，死伤亦重，也须后退整补，围攻之兵，是比较弱的部队。

他原可自派部队解围，却缩在城里乱请救援，我以一团兵解围，看他作何解说。

我立电复蒋云:“我纵队已派补充团解新桥之围，与四师副师长王万龄在新桥市会面，其实汤纵队弹既未尽，粮亦未绝，职决不会坐视不救，请钧座放心。”

第三纵队解汤部之围后，继续构筑德胜关、新桥碉堡线，5 月初，据探报，红军炊事员对居民说:上级叫他们准备起来。

我判断红军主力将回江西，据以报蒋，请饬南丰方面注意。

隔日侦察，红军果然撤走了。

汤恩伯部出险后，第三纵队构筑德胜关、新桥碉堡线完成。

蒋以红军回攻南丰、广昌间的构筑阵地部队，命令三纵开回白舍北汝河东岸。

我命步兵第十七旅先撤回，归还第六师建制，我跟着率七九师回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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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简介

汤恩伯（汤克勤，1900年-1954年），浙江金华市武义县人，曾担任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团长。1941年参加豫南会战，重创日军，被日军称为“天字第一号大敌”。1944年4月在豫中会战中大溃败，受撤职留任处分。1953年任蒋介石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但数月后被免职，后迁居东京。1954年，去世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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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

此篇为第五次“围剿”

1934年3月，饶家堡/新桥战斗（第五次“围剿”）：汤恩伯率第四纵队（第4、88、89师，均为中央嫡系精锐）西进至新桥，分三路推进、每师间隔约40华里，被红军抓住战机各个击破，第四师（汤自兼师长，王万龄代行）惨败，退至连山地固守，不敢反击。

- 樊崧甫时任第三纵队指挥官，奉蒋介石电令率部驰援，汤恩伯将第四师暂交樊指挥，自己则退入南城县城，不亲自到前线指挥反击，只在城里发令，这让樊崧甫极为不满，认为他“躲在城里、怕死不敢出击”。

- 樊崧甫回忆：“汤恩伯怕死的要命，躲在南城城里，不敢出来一步，把部队丢给我指挥”，核心是汤恩伯在部队受挫后，不愿亲临前线承担野战指挥的风险。

- 汤恩伯在商潢战役（1932）中曾被红四方面军打得惨败、被撤职查办，有“野战恐惧症”的心理阴影，第五次“围剿”中更倾向于堡垒推进、稳扎稳打，避免与红军主力进行大规模野战，这在樊崧甫等保定系将领看来，就是“怕死、不敢打仗”。

- 樊崧甫是保定军校出身，属于国民党军保定系，而汤恩伯是黄埔系骨干、蒋介石心腹，两人派系不同、出身有别，本身就有矛盾；樊崧甫后来在1949年拒绝出任上海警备副司令（汤恩伯邀请），选择坐牢，矛盾进一步激化，回忆录中对汤恩伯的评价自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 汤恩伯并非完全不敢打仗，但在部队受挫或有风险时，确实倾向于退缩、固守，避免承担野战指挥的责任，这在樊崧甫等强调“军人当以战死沙场为荣”的将领看来，就是“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