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有两起恶性刑事命案备受社会公众的关注和议论：
(1)、成都27岁女子在家门口被邻居杀害；
(2)、深圳14岁初三女生被同班男生（也是邻居）在小区里杀害。
成深这两起凶杀案的相似点颇多，至少体现在以下五点：
1.死者都是独生子女；
2.都是在小区里或家门口被邻居杀害；
3.事发突然，被害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就遭毒手；
4.死者被杀戮的理由都很离奇和荒唐，与扭曲、不健康的心理精神状态息息相关；
5父母麻痹大意、掉以轻心也在客观上催生了悲剧，要为惨案承担一定的责任。
如今，公元2025还有不到两周就要结束，2026年的曙光也将如约而至照临人间。
深圳方面，随着被告人不上诉和深圳检察机关依法驳回被害家属的“抗诉申请”，深圳14岁女生被同学杀害案件的司法审判已经在事实上画上了一个句号，少年凶犯获无期徒刑的判决已经生效，将转入服刑阶段。
深圳14岁初三女生被同学杀害案已经审结
而成都方面，青春女子家门口被杀案件目前仍处“拉锯战”中。如何审理和宣判，仍存变数。对于案情走向，人们不由地捏了把汗。
因为被害家属坚持“死刑立即执行”的厉声呼喊诉求与现行法理条文相悖乃至冲突，令法槌迟迟无法坚定果敢地敲下——命案在2024年6月9日发生，先后经过一次延期、两次开庭、每次开庭审理、辩论和质证的时间均超过8小时，至今仍未作出判决（据成都市中院公告，将于12月19日对此案进行一审宣判），可以看出各方在法庭上博弈、交锋之激烈。
透过媒体报道和有关公开的信息，笔者隐隐约约感觉到，成都这起刑事命案的司法审判，陷入了某种难以明说的“困境”——最大困难在于认定被告人有没有精神病，鉴定结论是否可信。
一、公诉机关认可被告人患精神分裂症，认为应负部分刑事责任检方在起诉书中指出，梁某莹（即被告人）因精神异常，经常无故与家人吵闹、摔打物品，无故窜至事发小区部分住户门口，进行敲门滋扰和辱骂。2023年8月，她在该小区无故对部分住户敲门滋扰时，与部分住户引发口角争执，公安民警出警后，她拒不配合调查，辱骂民警和住户，受到民警依法警告。此后，她便随身携带刀具等器械，在小区内对部分住户敲门滋扰。
经鉴定，梁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对其2024年6月9日的违法行为，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凶案发生现场305房门口
二、被告人和被害者家属及代理人均不承认有精神疾病（一）被告人梁某莹坚称自己一切正常，“没有精神病”，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并且在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更换了辩护律师，要求新委任的援助律师按“正当防卫”“自首”为她辩护。
（二）被害人家属及代理律师通过庭期间的审提问、观察后，当庭提出了三点质疑：
-1.被告人梁某莹思维清晰、逻辑严密、语言表达流畅，完全看不出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2.被告人梁某莹没有幻听、幻视、幻觉等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
-3.精神鉴定机构仅仅接触了被告人梁某莹两个小时，就得出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结论，明显缺乏科学的严谨性，值得质疑。
三、被害家属撤销之前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只求法庭重判被害人母亲王女士说，之前称该案为“家门口遇害案”，代理律师在法庭提出这是室内行凶，这个观点被法院采纳。
此前她提出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主要是为了能走进法庭、坐在原告席，亲眼看清楚凶手梁某莹，开庭后她撤销了民事部分诉讼，只要求法庭从重严惩凶手。
被害人母亲在庭外接受媒体采访
四、司法审判陷入“囚徒困境”？〔一〕公诉方、被告方和被害家属方互相打架，各自为战，法庭也是倍感压力之大、左右为难吧。
〔二〕被告人梁某莹坚称自己“没有精神病”，这或许正是“精神类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表现。
〔三〕代理律师当然有权利质疑鉴定机关的有关结论。但是，他主张被告人精神“完全正常”也是基于在法庭上对被告人的问答对话以及观察她的语言表达、表情反应等感官评价得出的，并没有借助科学完善的仪器设备和相应的检测方法体系手段，是“想当然”主观臆断得出的感性评价结果，同样也经不起推敲。
〔四〕代理律师显然走进了一个认知误区，对精神疾病生疏、肤浅的理解和不专业的演绎，将会加重公诉人及法庭对其的隔阂心态。白马辩成黑马，与诡辩狡辩何异耶？
事实上，精神分裂症不但有幻听、幻视和幻觉，还有妄想，包括关系妄想和迫害妄想。妄想比幻觉更加隐蔽，如果仅通过简单粗浅的望、闻、问等原始方法，也是无法查证出来的。
王女士对独女家门口不幸遇害悲痛欲绝
依笔者之愚见：
19号的一审宣判，基本上不大可能判“死刑立即执行”
（除非新换一家精神鉴定机构推翻了这个鉴定结论）；
大概就是针对精神分裂症候群凶犯这类“承担部分刑事责任人”的减轻处罚，
刑期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