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作为党的重要情报工作人员，为保卫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周总理的寥寥数语，凝练概括了钱壮飞在隐蔽战线立下的不朽功勋。

同为“龙潭三杰”，钱壮飞的名字不少人有所耳闻，可相较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李克农，他的故事却少为大众熟知。

为什么并肩建功的两位战友，后来的声名与归宿却截然不同呢？答案，就藏在1935年那场长征途中的悲剧中。

1931年4月25日的深夜，南京的正元实业社里静悄悄的。这里对外是一家无线电商行，暗地里却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特务据点。

这天轮到钱壮飞值班，他是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也是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地下党员。就在这个夜晚，武汉方向接连送来了6封电报，封面上统一标注着“徐恩曾亲译”。

按照特务机关的规矩，这类电报旁人无权拆看，只能由徐恩曾本人破译。可当晚徐恩曾外出不在南京，钱壮飞心里咯噔一下，凭着长期潜伏的警觉，他判断事情非同小可。

他拿出之前悄悄复制到手的密码本，冒着暴露身份、丢掉性命的风险，独自拆开电报翻译。

一行行文字映入眼帘，钱壮飞的心里瞬间沉了下去：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之后选择叛变，敌人打算尽快把他押送到南京。

顾顺章掌握着上海党中央大量机关地点、领导人住处和联络方式，一旦全部供出，上海的中央机关很可能遭到毁灭性抓捕。

这是隐蔽战线里最凶险的一刻，敌人手里握着一张足以重创党中央的王牌。但钱壮飞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把电文内容牢牢记在心里，再把电报原样封好，尽量不留任何拆开过的痕迹。

时间不等人，他马上叫来自己的女婿、地下交通员刘杞夫，郑重交代：

“你立刻坐火车去上海，找到李克农，记住暗号‘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一定要把消息送到，千万稳住，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刘杞夫连夜动身，可这次送信并不顺利。第二天抵达上海之后，这天并不是李克农和交通员约定的接头日子，李克农费了很大力气，四处寻找，才终于找到陈赓。

情报几经辗转，最终送到周总理手上。得知消息，周总理立刻牵头安排转移工作，连夜通知各个机关、负责同志搬家，销毁所有敏感文件，切断一切顾顺章熟悉的联络渠道。

大家争分夺秒，抢在敌人抵达上海展开搜捕之前完成撤离。

等到特务大队拿着顾顺章交代的地址，赶到各个据点抓人时，只剩下空荡荡的屋子，人员和机密早已全部转移。

后来周总理多次谈起这件事，他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

这次危机过后，钱壮飞知道自己已经处在极度危险之中，在安排妥当后续事情之后，他也迅速撤离南京，离开这个潜伏多年的虎穴。

这场发生在深夜的营救，没有炮火轰鸣，却在无声的较量里，为党中央抢下了生死一线的机会。

在那个年代，正是靠着钱壮飞、李克农、陈赓这样一批潜伏战线的革命者，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默默坚守，才一次次帮党组织躲过灭顶之灾。

钱壮飞是浙江湖州人，他早年学医，除此之外，画画、书法、编排话剧、筹办报刊样样拿手，放在今天，就是一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

可在那个战火连绵、国土破碎的年代，一身才学没法用来安稳行医度日，他选择把自己的本领，投入到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当中。

1926年，钱壮飞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遭遇失败之后，他辗转来到上海，在1928年报考徐恩曾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

凭借出众的才干，他一路得到提拔，当上了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机要秘书，这个机构，也就是后来中统的前身。

这个岗位，危险程度常人难以想象。国民党特务机关里最高等级的密电、抓捕方案、针对党组织的反共部署，很多都要先经过他的手。

他和李克农、胡底组成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小组归中央特科直接领导，陈赓负责单线联络，在周总理的统筹安排下，长期潜伏在敌人的核心要害位置。

三人分工配合，钱壮飞坐镇南京，李克农、胡底分别在上海、天津开展工作，形成一张隐蔽的情报网。

从1930年冬天到1931年春天，蒋介石接连组织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一次、第二次“围剿”。

敌人刚刚敲定的作战方案、兵力调配计划，都经由钱壮飞及时送出，让红军提前掌握敌情，争取到作战主动权。

在外人眼里，钱壮飞是体面的上层人士，一身西装，频繁出入各类应酬场合，和一众特务谈笑周旋。可只有回到家里，他才能卸下这层伪装。

地下工作纪律严苛，家中绝不存放任何和革命有关的文字材料，拿到关键情报，只能先牢牢记在脑子里，等到夜深人静，再小心誊写在极薄的纸上，安排交通员向外传递。

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清楚丈夫工作的凶险。看着他常常整夜难以安眠，张振华心里满是担忧，她曾轻声劝过：“你天天和这些特务打交道，一定要多加小心。”

钱壮飞只是平静地回应：“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能怕风险，只要情报能送出去，一切都值得。”

白天，他要和一群阴险狡诈的特务勾心斗角，扮演好徐恩曾信任的得力助手；等到夜色笼罩，他才变回一名坚守信仰的革命者。

在旁人看不见的地方，他靠着强大的定力，在虎狼环伺的敌营里，默默守护着党组织的安全。

1931年身份暴露之后，钱壮飞顺利撤离南京，辗转抵达中央苏区。

在瑞金，他没有停下工作，一边筹办报刊、开展宣传动员，一边搭建无线电侦察体系，把潜伏时期练就的情报本领，继续用在保卫红军的事业上。

谁都不曾料到，短短4年之后，这位曾经在危急关头保全上海党中央的功臣，会在长征路上迎来悲壮的结局。

1935年3月底，红军准备南渡乌江。一路长途行军，加上持续腹泻，钱壮飞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走路都格外吃力。

周总理清楚他的状况，特意安排了一匹白骡子给他代步，减轻行军负担。渡江当日，敌机不断盘旋俯冲、投弹轰炸，行军队伍被炮火打乱。

爆炸声惊得骡子躁动不安，钱壮飞只能钻进山林躲避轰炸。等危险过去，他再出来寻找队伍，大部队早已走远，他和主力失散了。

天色慢慢暗下来，乌江水流湍急，山路陌生难辨。他看见山路边一户人家，上前轻轻叩响房门。开门的是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彭桂容。

钱壮飞身着青色军装，腰间挎着手枪和皮包，一口外地口音，两人比划许久，也没能完全说清彼此的来历。彭桂容见他疲惫不堪，还是给他煮了一碗面糊充饥。

钱壮飞吃完，拿出几块银元道谢，轻声说了一句：“多谢大嫂，我还要追赶部队，不能久留。” 说完便转身走入沉沉夜色，这也是彭桂容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他。

离开农户家往前走，在一处岔路口，钱壮飞遇上本地人黎丛山。

这人在当地名声很差，游手好闲，常做坑骗乡邻的事。他看见钱壮飞孤身一人，牵着骡子，身上还有手枪和包裹，立刻生出歹心。

他主动上前搭话，装作热心的样子：“前面不好走，我熟悉这一带山路，可以带你找一处安全的渡口，追上红军。”钱壮飞急于归队，就相信了他。

两人一路走到堰田岩，这里是一处悬崖。钱壮飞站在崖边，凝神望向江面，仔细辨认渡江路线。就在这时，黎丛山猛地从背后把他推下悬崖。

钱壮飞落到半山腰，被树枝挂住，没有直接坠到崖底。黎丛山不肯罢休，捡起石块不断往下砸，之后又绕到崖底，用乱石加害，确认人已经牺牲，才抢走手枪、挎包、骡子和随身物品。

当时附近山神庙里有乡亲目睹了惨剧，可在白色恐怖之下，大家害怕遭到报复，不敢出面阻拦。

后来当地教书先生徐万邦于心不忍，拿出自己的积蓄，请人在悬崖脚下简单挖坑安葬烈士。没有墓碑，没有名字，乡亲们默默把这座坟叫做红军坟。

那座藏在悬崖之下的无名坟，静静躺了几十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总理始终记挂着钱壮飞，多次安排人员寻访，可长久以来活不见人、尸骨难寻。

贵州金沙、息烽两地，多年来都提出烈士牺牲在自己辖区，各有线索，争论不休，一直没能形成统一结论。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77年。乌江渡水电站动工蓄水，库区低洼地带的坟墓都要迁移。当地乡亲们商量之后，把崖下这座无名红军墓迁到了张家垭口。

迁坟的时候，大家仔细清理墓穴，却没有找到能够直接确认身份的物件，这座坟依旧只能标注为红军烈士墓。

这次迁坟，也让尘封的线索重新进入党史工作者的视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金沙、息烽两县的党史干部，走村入户寻访当年的目击者。

不少老人回忆起，曾经见过一位高个子、说着外地口音的红军，牵着一匹白骡子，背着黄布包，在乌江附近赶路。

工作人员靠着这些零散口述，一点点拼凑出这位红军最后的行进轨迹。

2000年，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省国家安全厅组建调查组，实地踏勘现场、寻访知情者，组织专家集中研讨论证。

经过层层核查，2001年底，国家安全部给出正式答复：

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凿证据之前，认定钱壮飞烈士牺牲地点为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牺牲时间是1935年4月1日。

寻访过程里，有工作人员感慨：“找了这么多年，总算给英雄一个交代。”

从1935年牺牲，到2001年身份尘埃落定，整整66年过去。跨越漫长岁月，钱壮飞的名字，终于被郑重还给了这座无名的红军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