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之后，那段时间里，许多日本士兵留下了亲身参与的记录，其中一些老兵在战后写下回忆，暴露了当时针对富裕家庭妇女的暴行。

这些老兵大多来自日本农村，平时从事体力劳动，入伍后跟随部队从上海推进到南京，进城后纪律崩坏，导致针对平民的系统性侵害。曾根一夫就是其中一位，他所属第三师团第六十八联队，作为上等兵直接参与了搜查和掠夺行动，他的回忆录详细记载了在城南区域针对富人宅院的入侵过程。

富裕妇女成为日军重点目标，因为她们的家庭往往藏有金银珠宝和贵重物品，日军士兵认为这些地方收益最大。进城几天内，小队士兵就锁定城内深宅大院，这些妇女平时生活优渥，穿着绸缎衣物，佩戴玉器饰品，但日军入户后先抢夺财物，然后实施侵害。

曾根一夫记录过一户人家的情况，那里女主人试图用财物交换家人安全，但士兵们抢完东西后仍旧施暴，最终杀害了她的丈夫和孩子，只剩她一人瘫软在地。这种针对富裕阶层的选择性侵害并非孤例，整个南京城内类似事件反复发生，士兵们从一户转到另一户，专挑看起来富裕的家庭下手。

历史资料显示，南京大屠杀期间强奸案件至少两万起，有些估计高达八万，其中富裕妇女占比不小，因为她们的宅子显眼，难以藏匿。

张纯如在她的书中汇总了多位老兵供词和幸存者证言，指出日军士兵对这些妇女的暴行往往伴随抢劫，士兵们觉得征服这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更有成就感。另一位老兵大川护男在供述中提到，他们小队搜捕妇女时，只抓到两人，其中一人分配给军官，其余士兵轮番施暴后用刺刀结束生命，这些妇女多来自城内中上层家庭，身上还带着首饰。

日军在南京设立的慰安所也加剧了富裕妇女的受害，许多年轻女性被抓进去，那些地方条件恶劣，稻草铺地，没有窗户，每天士兵进出频繁，导致多数人无法存活。笠原十九司的研究指出，这些慰安所最初从城内富裕区域抓人，因为士兵认为那些妇女更符合他们的偏好，整个过程持续数周，受害者包括孕妇和少女。

富裕家庭的妇女本有机会逃离南京，但许多人因舍不得家产或相信政府保护而留下来，结果交通瘫痪和信息混乱让他们陷入绝境，早期的疏散计划执行不力，官员先行撤离，留下五十万平民无法外出。

老兵们的回忆显示，日军士兵背景多为农民或劳工，进入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后，对富裕生活的嫉妒转为暴力，他们不光抢钱，还通过侵害妇女来发泄。曾根一夫写道，士兵们在搜家时发现暖炉和铜器等物品，就更倾向于延长暴行时间，一些妇女试图抵抗，比如用香炉砸士兵，但立刻被刺刀杀死，手上翡翠戒指还留在现场。整个大屠杀中，这种针对性侵害让富裕妇女的家庭彻底崩解，丈夫和孩子往往先被杀害，留下她们独自面对后续折磨。

根据中华全国档案馆的汇编资料，日军在12月13日至次年1月间，对南京妇女的暴行呈系统化特征，富裕阶层受害者常被拖到街头或河边执行，尸体堆积导致河流堵塞。一些老兵在战后法庭供词中承认，部队上级默许这种行为，甚至鼓励抢夺战利品，包括妇女本身。

本庄繁的资料集收录了多份士兵日志，显示进城后第一周，针对富人区的行动最多，士兵们分组搜查，每组十人左右，完成任务后交换所得。

富裕妇女的遭遇反映了日军整体暴行模式，她们不像穷人那样能藏在贫民区，而是因宅院规模大而暴露，许多人怀孕状态下仍遭侵害，导致流产或死亡。张纯如书中提到，一位孕妇被刺多刀，腹部和腿部伤口严重，最终丧命，这种案例在老兵回忆中反复出现，却没有士兵表现出悔意，直到战后部分人写书时才承认事实。南京的国际安全区本应提供庇护，但日军士兵越界闯入，抓走藏匿的富裕妇女，继续在区外实施暴行。

老兵曾根一夫的经历从1937年8月登陆吴淞口开始，他参与淞沪战役后推进内地，沿途已习惯掠夺，但南京的规模让他记录更多细节。战后他返回日本务农，晚年写下这些内容，承认参与了多起侵害富裕妇女的事件。他的联队在南京逗留期间，造成大量家庭破碎，富裕阶层的妇女往往全家遇难，只剩少数邻居藏起的孩子幸存。类似大川护男的老兵供述显示，他们觉得这些妇女是额外收获，施暴后直接消灭证据，避免后续麻烦。

历史研究表明，南京大屠杀的受害妇女中，富裕群体比例高，因为她们的社交圈子和财产让她们难以快速逃脱，早期的警告如日军12月1日进攻命令发出时，许多富人还抱有侥幸心理。笠原十九司的书分析了士兵心理转变，从农村劳工到城市掠夺者，这种转变加剧了对富裕妇女的针对性。档案汇编中，多份日军日志确认，12月15日至18日间，城南和大学区暴行高峰，富裕妇女被抓到慰安所的比例增加，导致死亡率极高。

老兵们的亲身记录让后人了解真相，曾根一夫提到，士兵们在富裕宅院发现金子和玉器后，更倾向于集体施暴，一些妇女身上绸袍和饰品成为士兵炫耀的对象。整个事件中，日军不分年龄侵害妇女，富裕阶层包括中年和年轻女性，许多人本是商人妻子或学者家属，却因留城而受害。张纯如采访的幸存者证言补充了老兵记录，指出这些妇女的尸体常被丢弃河中，河流飘满残骸。

战后，这些老兵多回归平民生活，曾根一夫继续种地，直到1980年代出版回忆录，引发讨论。他的内容与法庭档案一致，显示日军指挥官如松井石根对暴行负有责任，但基层士兵直接执行。富裕妇女的遭遇成为南京大屠杀象征，提醒人们战争中平民尤其是女性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