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万航渡路，直奔下一个目的地：武定路930弄14号。这里，是一个与“魔窟”相反的地方，一个给中国革命带来希望的地方。

两个点的距离，约一公里。边走边想，大上海果然是大上海，同在静安区，便有红色的“中央特科”与令人闻之丧胆的“76号魔窟”。中央特科的存在时间比“魔窟”早，时间也长很多。

从一九二七年底开始，到一九三五年秋基本结束，中央特科像扎进白色恐怖中的一枚铁钉，给中央政府带去多少信息又铲除了多少毒瘤？

“特务”这个词儿，由中央特科最高领导人“伍豪”创造，指特别事务工作。特科成立后，产生过著名的“龙潭三杰”，也产生过亲手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收发报机的李强。不要说共产党打天下，都是“泥腿子”。其中藏龙卧虎，多了去了。

“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是中央苏区“六大建筑”的总设计师。他没有系统学习过建筑学。但是，他有出色的艺术天赋。他设计的建筑物，将革命象征意义、战时安全需求与建筑实用功能完美融合。他的设计被毛泽东称为苏区标志性的“红色经典工程”。

“六大建筑”包括：“二苏大”大礼堂、‌红军烈士纪念塔、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亭等，每一幢都有独特的象征。

特科创建者是谁？伍豪，即敬爱的周总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极端的生存危机。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我党建立早期，没有情报工作经验，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建立一个‌收集、掌握情报‌，能提前预警敌人的破坏，掌握对敌斗争主动权的机构，迫在眉睫。

中央特科便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受命成立。它利用“打进去”“拉出来”战术，渗透到敌特机关，获取了众多足以改变我党命运的情报。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便是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是特科行动处长，掌握大量机密。他在武汉被捕后，利用手中情报，和国民党谈条件。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在一夜之间连续六次送到中统徐恩真的办公桌上。那是个周末，徐恩真去上海花天酒地了。这个时间差，让他的秘书有机会获取消息。这位秘书，便是钱壮飞。

钱壮飞得到电报内容，立马设法将消息传到上海。那天，不是接头的日子。送信人千方百计找到江苏省地下党，才让最高领导层，逃过一劫。

看到过一篇文章：特科门前有条小巷。巷口有个修鞋老人。邓小平走到那里，抬头看了一眼修鞋人，修鞋人正抬头看他。他看到了危机，没有进去。另一位领导匆匆往里走，扫看了一眼，被捕牺牲。

终于走到了武定路930弄14号。没错，就是这里。站在弄堂口一两分钟四周打量，象修鞋老人的位置，中共领导人进出的途径。

武定路930弄里，有2-14号十来户人家。一色的清水红砖，有平房，有二层小楼。中央特科在弄堂的最后，两层楼。遗憾的是，旧址纪念馆的开放时间到下午四点半。我们晚到了十分钟，无缘进入。

弄堂口有个保安室，我去商量，想进去拍张照片，毫无疑问被拒绝。这不怪人家，规矩就是规矩，为所有人制订。倘若个个都想进去拍照，还有什么开馆闭馆之分？

外面看看也行。里面的内容其实已知个八九不离十。这桩红砖建筑，与一大旧址的石库门有点像。但是这座二层小楼上面，有一个亭子。这便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亭子间”吧。

理论上，这是一座不算大但功能齐全的建筑。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旧物，距今有一百来年了。遥想那些惊心动魄的岁月，特科人员的每一天，都像在刀尖上跳舞。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宏伟的人生目标，特科如何能坚持八年？

中央特科是党在生死存亡关头，为‌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维系组织联络‌而创建的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一九三五年中央特科撤出上海，但我党情报工作没有停滞。著名的“龙潭后三杰”，长期潜伏在国民党胡宗南身边。他们是‌熊向晖‌、‌陈忠经‌、‌申健‌。

熊向晖，曾被毛主席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传奇红色特工。无论是前还是后“龙潭三杰”，他们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潜伏者。

建筑物，历史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