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本是庶子,若没有那一场过继,他的名字恐怕早已无声无息地湮没在历史中。
凭借过继给大伯袁成,他继承了袁成的家业与政治资源,完成了人生第一次关键转折。
这次转折,让他摆脱了身份的桎梏,一举挤进袁氏子弟的第一梯队。
不过,那时的他在家族中地位并不算突出。袁逢的嫡长子袁基,才是整个家族倾力培养的种子选手,日后官至太仆;袁术则像伴读的“僚机”,陪太子读书,也捞到了虎贲中郎将的要职。而袁绍仅被外放为濮阳令,母亲去世后服丧去官,便彻底赋闲。
照此趋势发展,他最好的结局,无非就是一个有些家产和名望的前县令。
就在此时,命运迎来了第二次转折——一个在生死边缘摇摆的机会。
袁氏家族交给他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走到前台,充当公开联合士人、反对宦官的旗手。这意味着,他将成为宦官集团集火的目标。
这个位置有多凶险?不妨看看两位“前辈”的下场。
一位是周瑜的高祖父周荣,他作为袁安的腹心,屡次上奏攻击外戚窦宪。有人直接警告他:
子为袁公腹心之谋,排奏窦氏,窦氏悍士刺客满城中,谨备之矣!
周荣身为袁公的心腹谋主,排摈窦氏,窦宪手下悍士刺客遍布洛阳,千万当心!话说得够直白:再嚷嚷,随时可能被暗中做掉。
另一位是周瑜的堂叔周忠,路子和袁绍极为相似。
他的儿子周晖曾任洛阳令,后来辞官回乡发展势力,名声太盛,竟引来了董卓的忌恨。汉灵帝驾崩,周晖担忧京师动荡,入京探望父亲,董卓听说后深恶痛绝,直接派兵劫杀,将兄弟二人一同害死。
及帝崩,晖闻京师不安,来候忠,董卓闻而恶之,使兵劫杀其兄弟。
袁绍本人,也早早被权宦中常侍赵忠盯上了。赵忠曾阴恻恻地放出话来:
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
袁本初沽名钓誉,私养死士,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赵忠可是个宦官头子,曾被汉灵帝称为父母:
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利刃几乎已经架在了脖颈上。
然而,袁绍硬是顶住了压力。他敏锐地抓住党锢之祸后期的历史机遇,以出色表现成功逆袭。这一次转折之后,他同时收获天下士人的倾心拥戴和袁氏家族的全力加持,仕途就此驶入狂飙突进的快车道。
与之相关的一连串疑问便来了:赋闲在家的袁绍,凭什么重获家族支持、广交士人?他赢得天下拥护,究竟是能力超群,还是巧于借势?在宦官磨刀霍霍的死亡威胁下,他又是如何九死一生,安然完成这场逆袭的?
袁绍逆袭之路
有人或许会疑惑:陈蕃贵为太尉,硬刚宦官时也只能召集不足百人,袁绍凭什么就能把天下士族动员起来?这可能吗?
还真有可能。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广泛联络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为防止地方士族结党营私、形成割据势力,汉桓帝刘志曾将任官回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制定出中国历史上首个官员任官回避制度——“三互法”。
其具体内容包括:本籍回避,地方长官必须回避本籍,而属吏原则上要用本籍;姻亲回避,两家若分居两州郡且结为姻亲,任官时便要回避对方之籍;任官回避,若甲州人在乙州任刺史,则乙州人便不得在甲州任刺史,郡县亦然。
这样一来,地方士族豪强一时便难以在举荐和任命上肆意营私,这便削弱了他们对仕途的垄断。大量无法在本地任职的士人,被迫涌向洛阳寻找机会。这些来自各地的士人聚集于太学,彼此联络,相约评议朝政。三万余太学生中,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首,与李膺、陈蕃、王畅互相褒扬,左右舆论,这便是史书上所说的“太学清议”。
但清议说到底,还只是一种舆论声势的文学沙龙,无法变现为反击宦官的人脉网络。
袁绍的任务,就是让这些人真正组织起来,发挥其号召力,从而形成一个以袁氏家族为中心、联系更为紧密的组织。
为此,袁绍做了大量的工作。
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
袁绍凭着袁氏家族的旗号,对士人不分贵贱,一律平等相待,因此访客的车辆挤满了洛阳的街巷。
以至于三十多年后,荀彧对此仍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地评论道:
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
袁绍不过是一群平民的领头人,能聚人却不能用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袁绍的人脉网络,早已超越了士族圈层,还将部分草根豪杰也纳入其中。
因为他还打出了“侠义”的旗号。
《后汉书》中曾有过这样一段阐述:
及汉祖仗剑,武夫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
这番话,道出了“侠义”的实质:轻死生,重义气,有怨必偿,有德必报。
刘邦不是约法三章,法律宽泛得很吗?那自然有许多纠纷在法律中找不到答案。于是大家干脆不再咬文嚼字,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全凭拳头讲道理。侠义之风,就是这么来的。
每逢天下动荡、社会秩序崩坏,恃强凌弱之事随处可见,此时便会有游侠挺身而出。
到了东汉末年,皇室昏乱,外戚干政,吏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游侠们便重出江湖。他们抑强扶弱、伸张正义、维护地方安宁,自然颇受老百姓欢迎。
不少人因此名噪一时,比如名士郑太。
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杰。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
郑太散尽家财结交豪杰,在山东成了及时雨一般的人物。
一些日后的枭雄也纷纷抓住了这波风口。
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刘备:“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
孙坚:“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
袁绍同样踩准了风口,走上了游侠路线。
(袁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
他的组织渐渐聚拢了一批得力骨干。
绍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皆为奔走之友。
张邈、何颙、许攸、吴子卿等人,都成了他可靠的盟友。
理论人才与实践人才的合流,让袁绍的组织迸发出无穷的战斗力。
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
何颙联手袁绍,对落难士人施以援手,尽最大可能维持着士族的规模和影响力。
这样一来,等于提前在洛阳储备了一张遍布天下的人脉大网。只要天下有变,袁绍登高一呼,这张网立刻就能转化为一股可怕的政治军事力量。
后来袁绍能那么快拉起反董联军,靠的正是这张网。
袁绍结识了一大帮子游侠
袁绍的举动,终于引起了宦官的警觉。
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
中常侍赵忠发出了严厉警告:袁绍自抬身价,却不应朝廷征召,专养亡命之徒,他到底想干什么?
到这一步,袁绍已身处风口浪尖,岌岌可危。
但他最终却平稳着陆。
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
其一,袁氏家族的庇护
构建人脉网络,本就是袁氏家族出手对抗宦官集团的关键一着棋,无论如何都要推进下去。因此,袁绍被威胁后,袁氏家族必然动用了在外戚、宦官中的自己人进行沟通斡旋。
比如,袁隗就及时收到了宦官的警告,随即装模作样地把袁绍叫来训斥一番,算是给了宦官一个交代,缓和了彼此的关系。
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宦官不看僧面看佛面,只得暂时放袁绍一马。这样,便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其二,团体的震慑
当时大家都清楚,袁氏兄弟尤其爱用刺客。比如,袁绍就曾对吕布动过手。
绍恐还为己害,遣壮士夜掩杀布,不获。事露,布走河内。
而此时袁绍已经开始蓄养死士,赵忠那句警告本身就点明了这一点: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
这意味着,一旦将袁绍逼急了,他手下的死士足以发起一场定点清除。常规军队,并不能确保有效阻止这种刺客行动。这简直就是不对称战争的打法。
有人或许会问:既然袁绍可以养死士,宦官为什么不能?谁怕谁啊!可问题是,宦官有袁绍那种任侠的名声吗?他们具备足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去拉起一支能跟袁绍相抗衡的死士队伍吗?显然不太可能。
这种玩法,恐怕宦官们此前压根就没接触过,也没法复制。所以他们心中有所畏惧,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
就这样,袁氏家族靠着这几手硬核布局,成功化解了宦官的攻势,让士族得以稳住阵脚。双方由此进入了相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