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25 日，台湾歌手郑智化在社交媒体发文，控诉他在深圳宝安机场登机时遇到的困境。
作为一名轮椅旅客，他搭乘的航班停在远机位，机场提供的升降车与舱门之间有 25 厘米的高度差。
对普通人来说，这也许只是抬腿一步的距离，但对一个下肢残障者来说，那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郑智化写道，他只能“连滚带爬”地登机。
这四个字，后来成了风暴的导火索。
机场方面当天两次公开致歉，解释称“高度差是出于安全操作规范”，并承诺“立行立改”，试点启用有坡度的登机装置。
到这里，本该是一个公众发声推动改善无障碍服务的积极案例。
但没想到，剧情却急转直下。
10 月 27 日，郑智化突然发文道歉，称“连滚带爬”一词用得不当，是气愤中失言。
他道歉后，舆论并没有平息，反而彻底反转——有人质疑他“夸大其词”，甚至“别有用心”；有人说他“赚大陆的钱，还要骂大陆”；
更有人恶搞他经典歌曲《水手》，改成讽刺版歌词：
“来大陆商演，来大陆捞钱，轮椅推进机舱，发文来抱怨……连滚带爬全是谎言，公众人物更要谨慎发言。”这样“创作”的视频在国内社交平台广为流传。
讽刺的是，一个呼吁无障碍出行权的残障者，居然被骂成了“卖惨”和“作秀”。
10 月 28 日，《经济观察报》刊发评论《郑智化，无需道歉》。
文章指出：
“他遭遇的困境是真实的，他有权愤怒并吐槽。残障人士的平等权利不仅是帮助他们‘被抬上去’，更是要让他们能够自主、有尊严地出行。”评论强调，一个文明社会，不应要求受害者“完美”，也不应因为情绪失控就剥夺他们发声的权利。
一句“连滚带爬”，不是撒泼，而是实情。
一个连“愤怒”的权利都要被剥夺的社会，是一个对弱者不友善的社会。
这篇评论后来被大量转发，成为舆论中为郑智化“翻案”的关键声音。
在事件发酵之后，一位曾代表国家参加残疾人运动会的运动员发声：
“‘连滚带爬’只是形容词，但那种感觉我懂。当你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搀扶、被人抬，你不是在被帮助，而是在被凝视。那一刻你觉得自己不是人，而是一个‘麻烦’。”他说，国外机场早就普遍配备坡道板和机上轮椅，让残障旅客可以独立上下机；
而在国内，即使有法规要求无障碍设施，实际执行仍远远不够。
他说得最扎心的一句是：
“残疾朋友最不想麻烦别人，他们要的不是别人帮他抬上飞机，而是能靠自己的力量，有尊严地上去。”这句话，也许能解释为什么郑智化那天会“气到失态”。
在这起事件中，最刺眼的不是设施的落后，而是舆论的撕裂。
有网友理性指出：
“就算视频是倍速播放的，就算他有人帮忙，那 25 厘米的落差依然存在。只要一个残障者还得靠别人抬上去，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无障碍环境。”但另一边，小粉红群体却把这件事引向政治：他们不谈轮椅，不谈设施，只谈“身份”——“你既然能来大陆赚钱，就别抱怨。”
“别人都没问题，怎么就你有问题？”
“唱《水手》那么有劲，登个机还连滚带爬？”
这种评论背后，是一种对弱者的不耐烦，对共情的拒绝。
六、当公众人物不敢再说真话这场舆论风暴，也揭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公众人物选择沉默？
前段时间，《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就写过一篇文章，感叹“公众人物不敢发声了”。
因为在当下的网络环境里——一旦发声，就可能被网暴；一旦表达情绪，就会被“扣帽子”；一旦触动情绪，就可能被封号。
郑智化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他原本是用自己的经历推动无障碍服务改善，却被裹挟进民族情绪和意识形态的洪流中。
到最后，机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反而让受害者成了“被围剿的那一个”。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起事件远不止是郑智化与机场的冲突。
它折射出的是：我们社会对于“弱者”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对于“不同声音”的耐心越来越少。
有人说：“现在中国的舆论，已经开始嫌穷人矫情、骂病人做作、嘲笑残疾人脆弱。”
郑智化之所以被骂，不是因为他说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提醒了我们一个不愿面对的事实——
我们的公共设施，还远没有真正做到“无障碍”；
我们的公众舆论，已经对“人”的尊严失去了敏感。
八、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与温度《经济观察报》的那句话，值得反复读：
“不要忽视自主对残障人士的意义，它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尊严。”其实，无障碍不只是坡道、升降机、按钮和扶手；更是一种人文关怀，是一个社会能否看见“别人”的能力。
郑智化不需要道歉，需要反思的，是那些在键盘后面冷笑的人，以及那些在制度设计中忽视了“25 厘米”的人。
因为那 25 厘米，不只是高度差，它是我们与真正文明社会之间的差距。
郑智化当年唱《水手》时那句歌词：“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如今再听，反而让人心酸。
一个曾经用歌声鼓励别人坚强的人，却在现实中被迫为自己的尊严道歉。
或许，他不该道歉。
真正该道歉的，是我们每一个在旁观时保持沉默的社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