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和朱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

仅仅八天之后，在同一个地方，国民党上将陈仪也被老蒋残忍杀害。

吴石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情报人员，暴露之后惨遭杀害；陈仪则是国民党掌握实权的地方大员，是起义未果遭到老蒋处决的。

两人的死因不同，却也殊途同归，因为他们的目的都是促使祖国统一。

吴石从1947年开始从事情报工作，到1950年6月牺牲前，传递出了大量情报，这些情报促使了福建和舟山等地的解放。

陈仪虽然是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但在国民党节节败退之时，他幡然醒悟，意识到只有起义才能避免生灵涂炭，便策划汤恩伯起义，哪知道被汤恩伯出卖。

那么，陈仪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为何要起义，汤恩伯与他是什么关系，又为何要出卖他呢？

陈仪的原名叫做陈毅，如果他不改名字，国共双方就都有一个名将陈毅了。

陈仪是浙江绍兴人，家族世代经商，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加入光复会，曾在孙传芳手下任职，1926年投靠北伐军，受到蒋介石赏识，历任第十九军军长、军政部常务次长，抗战爆发后担任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上将军衔。

从1934年开始，陈仪主政福建，兼管军事，前后长达八年之久，政绩颇好，深受好评。

陈仪从武出身，却是个文武全才，他文章写得很好，还很懂金融和经济，早年曾经商致富，创办过银行和钱庄，在金融界关系很深。

这些履历为陈仪主政台湾打下了基础。

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蒋介石一纸任命状下达，让陈仪担任第一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

台湾十分重要，为何蒋介石不让自己的亲信去台湾，反而让陈仪去？

其中当然大有乾坤了。

我们都知道，自从清朝在甲午战争战败之后，台湾就被割让给日本，前后达50年之久，而其中的8年，陈仪在海峡对岸的福建当主席。

主政福建期间，陈仪的眼光十分开阔，他见台湾在日本人的治理下发展得不错，已经将福建远远甩在后面，便打算借鉴日本人的治台经验，使福建摆脱贫困，经济得到发展，前后多次组织参观团到台湾考察，他本人更是亲自去过台湾。

1945年10月25日，在台湾受降仪式上，陈仪担任受降代表，从日本末代台湾总督、后被列为战犯的安藤利吉手中接过投降书，63岁的他正式接管了台湾的管治权。

在蒋介石看来，没有人比陈仪更熟悉台湾，也没有比陈仪更懂金融和经济，有陈仪坐镇台湾，台湾定能成为国民党的重要后勤基地和战略要地。

事实证明，蒋介石的选择没错，陈仪主政台湾期间政绩颇好，其中最让台湾人感念的一件事，就是他拒绝孔祥熙家族的介入，不让大陆发行的法币进入台湾，而是设立台湾银行，发现独立于大陆体系之外的台币。

我们都知道，解放战争爆发后，法币及后来的金圆券贬值十分严重，如果陈仪不发行台币，台湾的经济也要崩溃。

可以说，如果没有陈仪，蒋介石退到台湾后，面临的困难将城成倍增长，台湾的民生也将大不如前。

正因如此，作家李敖对陈仪的评价很高，曾说“使台湾的钱跟大陆的钱分开，这就是陈仪的德政”。

不过，陈仪最终还是遭遇了滑铁卢，195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陈仪虽然是军人出身，但并不主张使用武力，结果导致事态扩大，一发不可收拾，蒋介石紧急让白崇禧率军镇压，杀害了大量无辜群众。

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说：

“陈仪疏忽无智所致也”

“陈仪平日既以虚矫自饰为能，事发，又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迄至祸已燎原，始行求援，可痛。”

蒋介石责怪陈仪不及时镇压，陈仪却觉得很委屈，自己一生清廉，没有多少私心，这么做也是为了百姓考虑，怎么就错了？

事件平息后，蒋介石迁怒于陈仪，罢免了陈仪台湾行政长官等职务，只得到上海当寓公。

离开台湾前，陈仪说自己的历史就是一部失败史，他之所以这么说，是觉得自己跟其他国民党官员很不一样，他不懂捞钱，也不懂攀附，只想做点实事，却被罢免官职，可谓一败涂地。

在上海闲居期间，陈仪偶然看到共产党发表的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披露，便不无感慨地对家人说：

共产党有是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无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涂擦。

以“二二八事件”作为分水岭，陈仪在政治观念上开始倾向于共产党，这也为他日后策动起义埋下了伏笔。

1948年1月，蒋介石在军事上开始不利，为了保证江南后勤基地的稳定发展，他打算任命陈仪为浙江省省长兼保安司令。

此前，陈仪多次发表言论，称蒋介石必败，自己不打算出山做官，这一次接到蒋介石邀请，他当然选择了拒绝。

不过，这时候一个人跳了出来，他便是陈仪的学生汤恩伯。

汤恩伯与陈仪的关系可不一般，他比陈仪小17岁，原名叫做克勤，改称恩伯，就是为了报答陈仪的恩情。

当初，汤恩伯在日本留学，囊中羞涩，没钱交学费，是陈仪出手相助，这才帮他渡过难关，陈仪还将自己同在日本留学的外甥女王竞白介绍给他，做了他的妻子。

汤恩伯从日本留学归来后，陈仪再次出手，将他介绍给蒋介石，他自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司令官，拥兵数十万，号称“中原王”。

可以说，陈仪对汤恩伯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汤恩伯也曾跪在他面前说：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陈老也！学生当拜陈老为师，生死与共！

此后，陈仪与汤恩伯形同父子，无话不谈，但他不知道的是，出卖自己的恰恰是汤恩伯。

抗战结束后，汤恩伯曾担任首都卫戍司令、陆军副总司令，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

但是，解放战争爆发后，汤恩伯屡次战败，损失了大量兵力，蒋介石一怒之下将其撤职查办，自此赋闲在家。

蒋介石任命陈仪为浙江省长的时候，汤恩伯正在谋划东山再起，心想陈仪若能当浙江省主席，自己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于是，汤恩伯极力劝说陈仪赴任，加之蒋介石态度诚恳，以“浙江情况复杂，形势日紧，需要老成”为说辞，他最终同意去浙江。

陈仪到浙江后，担心自己是光杆司令，无法对付浙江的地主乡绅，便推举汤恩伯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蒋介石表示同意。

当时，国民党将衢州作为战略要地，不但在此驻扎着重兵，开展各种军事活动，还在此设立了情报机构。

衢州绥靖公署主任的权限很大，负责浙、闽、皖、赣四省的绥靖工作，直接掌握军警权力，是很多人眼馋的职位。

汤恩伯赴任之后，信誓旦旦地向陈仪表示，军事上自己负责，政治上则听陈仪的，他唯陈仪马首是瞻，陈仪深信不疑。

陈仪是1948年6月到浙江上任的，还没等他施展拳脚，局势就迅速恶化了，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主力损失殆尽，尤其傅作义在北平投诚之事，对他的触动很大。

1949年1月底，蒋介石宣布隐退，退居老家奉化，继续遥控指挥国民党军政事务，陈仪对此感到十分不满。

解放军进军江南之前，展开了一系列策反工作，陈仪作为浙江省省长，自然是重点对象。

当时，李济深派遣陈仪的旧部郑文蔚持函到杭州见他，大意是让他学习傅作义，及时响应大军渡江作战，陈仪说自己早有此打算。

陈仪认为，内战本来就是不必要的，战争打到这个时候，更是没有任何意义，为了避免江浙百姓生灵涂炭，他认为起义是最佳选择。

恰在此时，蒋介石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由汤恩伯担任总司令，手下部队人数多达45万，负责固守京沪杭地区，凭借长江天堑，确保江南半壁江山。

陈仪觉得这是天赐良机，汤恩伯是他一手培养和提拔的，被他视为心腹，关系亲如子侄，他坚信汤恩伯一定会听他的话，放弃抵抗，掉转枪头。

于是，陈仪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外甥丁名楠持信去见汤恩伯，动员汤恩伯起义。

丁名楠乘火车抵达上海，来到汤恩伯居住的汤公馆，汤恩伯在客厅与他见面，小声对他说，“这里耳目众多，说话不便，你先回去恢复陈主席，我不日将亲自去一趟杭州，一切待见面再商议。”

丁名楠见汤恩伯这么说，便只得返回杭州，陈仪感到很高兴，便坐等汤恩伯来找自己。

汤恩伯说的“耳目”，其实是指保密局大特务、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毛森，毛森之前担任浙江省警保处处长，负责监视陈仪，现在又监视汤恩伯。

说起来，毛森与陈仪还有一段过节，那是在1948年底，毛森在浙江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一口气抓了几百人，并呈报陈仪，要求处决这些人。

陈仪对毛森十分厌恶，加之他认为没必要杀人，便做出批示，将大部分人释放，只将一些证据确凿的人交给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审理。

毛森气不过，找陈仪理论，陈仪二话不说，直接下令将他手下五个“戡乱大队”全部解散，他愤而提出请假一月养病，陈仪竟然同意了。

因为这件事，毛森发誓要报复陈仪，后来他调任上海，对汤恩伯进行了严密监视，汤恩伯向蒋介石揭发陈仪，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汤恩伯接到陈仪的信后，感到十分犹豫，拿不定主意，便没有去杭州，陈仪在杭州等了一个礼拜都不见人，便让丁名楠再次去上海找他。

汤恩伯送走丁名楠后，到书房抽屉再次查看信件的时候，发现抽屉有动过的痕迹，他怀疑有人偷看了信件。

事实上，确实有人偷偷看了信，是毛森的妻子胡德珍，他得知丁名楠两次会见汤恩伯，下意识认为有大事发生，便让胡德珍借工作之便到汤恩伯书房搜查，结果看到了陈仪的信。

汤恩伯感到十分恐慌，担心此事连累到自己，便当即做出决定：马上向蒋介石报告。

很快，汤恩伯就将陈仪的亲笔信，连同陈仪开出的几项起义条件，全部用相机摄影，然后派人送给南京交给“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他又将原件交给毛森，由毛森转交给毛人凤，再由毛人凤送到奉化蒋介石处。

蒋介石看到陈仪亲笔信这天，气愤到大骂娘希匹，还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陈仪）寡廉鲜耻、忘恩负义”。

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密后不久，中共地下党就得知了消息，并迅速派人通知陈仪，让陈仪设法避险以策安全，陈仪却说：

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是我的儿子，志安场的房子就是他送我的。这次我来浙，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

直到这时，陈仪仍然选择相信汤恩伯，但汤恩伯忘恩负义，不起义就罢了，竟然把恩人给卖了！

这年春节，陈仪到奉化给蒋介石拜年，蒋介石不动声色，他回到杭州之后，蒋介石马上派蒋经国去杭州，希望他到南美去休养，他选择拒绝。

2月中旬，蒋介石宣布改组浙江省政府，陈仪及其亲信全部被免职，失去了汤恩伯的支持，陈仪就是待宰羔羊。

陈仪去职之后，带着家人乘车去上海，马上就被毛森盯上了，不久毛森便带人将其抓捕，4月押送到台湾基隆，囚禁在基隆监狱，这里正是1935年他第一次到台湾的地方。

被关押期间，陈仪的好友“国防部”参谋总长林蔚曾去找他，还拿去一张悔过书，说只要他签字，蒋介石就会既往不咎，他坚决不屈服，说自己没有错，错在蒋介石，悔过书是万万不会签的。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生气，认为陈仪是铁了心跟自己作对，考虑到陈仪资格老，人脉广，留下来会有隐患，便打算杀掉他，但在此之前必须审判定罪。

1950年6月，蒋介石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由顾祝同担任审判长，遵照蒋介石的指示，顾祝同给陈仪定罪为“勾结共党，阴谋叛乱”，判决死刑。

其实，对陈仪的定罪太重了，毕竟起义之事“胎死腹中”，并未实际执行，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当然是考虑到当时的局势了，他虽然复出视事，但国民党内四分五裂，反对他的人很多，美国人也对他感到不满，再加上岛内此起彼伏的“间谍案”，吴石、陈宝仓等人的事情还历历在目，他是真的怕了，不杀陈仪不足以泄愤，更不能震慑其他官员。

不能说吴石案对陈仪没有影响，蒋介石考虑的是全局，认为只有坚定地铲除“亲共者”，才能确保台湾的安全，才能稳固自身地位。

6月17日，陈仪即将在第二天执行死刑，蒋介石让汤恩伯去执行，汤恩伯严词拒绝，他只得让陈仪的妹夫、“国防部”次长袁守谦去执行。

18日清晨，陈仪被押送到马场町刑场，行刑前他拒绝了最后的餐食，然后仰首阔步走上刑场，边走边说，“人死，精神不死”，还要求刽子手朝他的头开枪，给他一个痛快。

随着一声枪响，陈仪倒在血泊之中，死时虚岁68岁。

吴石和陈仪死在同一个地方，他们虽然不是中共党员，而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却有着同样的目标，即实现祖国的统一。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吴石和陈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虽然道路崎岖坎坷，但二人毫不畏惧，即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1980年，陈仪被评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他如果泉下有知，肯定会感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