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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是当时英国普遍民意的反映,卸任后仍在中枢任职

1938年9月的一个深夜,阿瑟・尼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年3月18日——1940年11月9日)的钢笔悬在捷克斯洛伐克地图上,墨水滴在苏台德地区的边界线,晕开一片模糊的阴影。窗外,财政部报表上的赤字像滚雪球,伯明翰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印度国大党的独立宣言在议会走廊回响,索姆河战役的墓碑在月光下投下细长影子。这位首相揉了揉太阳穴,在日记中写道:“大英帝国像一艘漏水的船,再经不起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暴了。 ”

今天读史,总爱用“上帝视角”审判他:“为何不阻止希特勒?”却忘了自己正在用“已知结局”嘲笑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帝国守护者。

评价绥靖政策,最忌倒推历史,用二战爆发的结果,证明张伯伦愚蠢。但能写进历史的,没几个是真正的傻瓜。张伯伦的每一步,都是在帝国存续与欧洲和平间走钢丝:“在英国人看来,欧洲大战的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因为获胜的不是德国就是俄国;不论发生何种情况,大不列颠的地位即使不完全垮掉也会下降。”

他的绥靖,从来不是软弱,而是用中小国家的利益换帝国喘息的时间。当他说:“可以同德国人坐在一张桌子边,用铅笔记下所有抱怨”时,钢笔尖蘸的不是妥协的墨,而是帝国崩塌前的最后一线生机。

阿瑟・尼维尔・张伯伦出生于1869年3月18日,他的家境显赫,不过张伯伦在伯明翰大学学的是冶金学,然而张伯伦在毕业后进入到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后来他还去经营了种植园,但结果并不是很好。

阿瑟・尼维尔・张伯伦

而张伯伦步入政坛是在1911年,5年后,时任首相的劳合・乔治邀请他担任了新政府的国家服装总监,不过两人后来闹掰了,而张伯伦的心中颇为不服气,并且决定参加国会竞选。

成为下议院议员时,张伯伦已经有49岁了。

1937年5月,在政坛活跃了26年之久的张伯伦正式成为了英国的首相,而张伯伦是英国史上仅有的三位不是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毕业的首相之一,此外他是自格拉夫顿公爵以来首位不信奉国教的英国首相。

当然,这些并非是张伯伦瞩目的特殊标签,他最让人诟病的是二战前夕所实行的绥靖政策。

什么是绥靖政策?即不对侵略做抵制,选择退让的态度,并且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同侵略者妥协的政策。张伯伦为什么不肯与纳粹德国打呢?明明在一战中,英国属于战胜国。

事实上,当德国人的桌面上没有面包和牛奶时,一战对英、法等国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经济在战后恢复得非常缓慢,因此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的发展上。

阿瑟・尼维尔・张伯伦

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后,并打算以任何代价在欧洲维持和平,也就是说,张伯伦极端不愿再看到战争发生。因此在1938年9月,年轻的希特勒扬言要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并且纳粹德军大规模集结于边境时,张伯伦马上向希特勒发送一份“特急电报”,表示只要不打仗,万事好商量。

于是上了年纪的张伯伦第一次乘坐了飞机,再转乘火车抵达了希特勒的别墅,与希特勒商谈,其实从张伯伦向希特勒发送“特急电报”时,这位英国首相就已经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了。

张伯伦的退让则让希特勒更加猖狂,也让希特勒明白到眼前的这个老人有多么不希望发生战争,因此希特勒先是恐吓一顿张伯伦,继而说道:“英国是否同意割让苏台德区?”张伯伦则马上表示了赞同。

得到希特勒不会发动战争的保证后,张伯伦又马上从慕尼黑飞回,当晚就召开了内阁会议,并且在同僚面前大肆鼓吹,只要将苏台德区给德国,并可以避免一场大战的发生,这对英国是有利的。

最终在张伯伦的建议下,英法两国同意将“苏台德区日耳曼籍居民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全部领土,直接转让给德意志帝国”,英法政府甚至以不给捷克斯洛伐克援助、不履行法捷条约相要挟,逼得捷政府就范。

阿道夫・希特勒

然后张伯伦带着公文包又马不停蹄地去找希特勒,与希特勒谈判,虽然张伯伦将过程说得很艰难,但希特勒还是很惊讶,英法两国竟然如此迅速地同意将苏台德区割让。因此希特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由德国对苏台德区实行军事占领,并且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其他所有说德语的地区也都统统归并德国,不然就是要发动战争,总之,希特勒没完没了地用“发动战争”威胁张伯伦,张伯伦犹如惊弓之鸟,什么都答应了希特勒,也就有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

张伯伦为何必须妥协?

大英帝国的账本上,写满了“不能再战”的理由。一战债务尚未还清,1937年财政赤字达1.2亿英镑,相当于全年军费的1/3;煤炭、钢铁产量较1929年下降40%,造船厂订单被日本、德国抢走;印度国大党通过“食盐进军”挑战殖民统治,爱尔兰自由邦已实质独立;一战士兵死亡率12%,母亲们举着“不要再有战争”的标语游行。

张伯伦的“总解决”构想,本质是以空间换时间。承认希特勒统一德意志民族的正当性,换取德国不进一步扩张的承诺,同时签订《西欧互不侵犯条约》保障法国安全。他在议会坦言:“英国政府力求维护欧洲和平,而不是要赢得一次战争。绥靖是绞尽脑汁找到的、灾难临头时避免灾难的办法。”

若按此逻辑,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总比让帝国陪葬强,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英国虽赢了二战,却胜利即崩溃,自治领独立、印度分治、英镑失去世界货币地位,大英帝国从“日不落”沦为“二流国家”。张伯伦的算计,何尝不是一种“清醒的绝望”?

1939年3月17日下午3时,伦敦下议院的橡木穹顶下,张伯伦拄着手杖走上讲台。三天前的3月15日,德军坦克碾过布拉格街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被迫签署自愿加入德国的文件,这个曾被英法承诺保障安全的国家,就此消亡。

阿瑟・尼维尔・张伯伦

“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证明,希特勒的决心已超出统一德意志人种的范畴!”张伯伦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台下保守党议员的咳嗽声戛然而止。他突然提高声调:“如果以为英国因厌恶战争而失尽血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掌声雷动中,没人注意到他眼底的疲惫,这场“强硬演讲”,实为绥靖主义的临终挣扎。

1939年3月的欧洲,见证了绥靖主义的黑色幽默。3月15日,英法默认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残余,张伯伦私下承认“这是避免战争的必要代价”;希特勒“无理由扩张”暴露野心,国内舆论哗然,张伯伦被迫表演强硬。

实际上,所谓警告不过是到此为止的默认,而支持波兰则是英法为保凡尔赛体系的绝望自救。也就是说,英法明知希特勒不会满足,却因恐惧战争而拖延,最终只能在默认吞并与被动抵抗间摇摆,亲手将波兰推入火坑。

吞并捷克,绥靖主义的“最后一笔”

1939年3月15日的布拉格,德军第7装甲师开进城门时,市民们举着“欢迎德军”的标语,这是英法绥靖宣传的成功,此前张伯伦多次宣称:“苏台德是德国最后领土要求”,捷克总统哈查甚至被蒙眼带入柏林签署卖国条约。

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领土扩大37%,人口增加700万,工业产值提升40%;张伯伦事后对内阁坦言:“我们避免了战争,代价是捷克。”但《泰晤士报》评论:“绥靖主义者喂饱了鳄鱼,却以为最后被吃的会是别人。”

阿瑟・尼维尔・张伯伦

3月17日的演讲中,张伯伦抛出三个致命问题:“这是侵略的结束还是开始?是小国进攻还是系列进攻?是征服世界的步骤吗?”看似慷慨激昂,实则暗藏玄机。

“不准备作出新的泛泛保证”,实为拒绝为更多国家提供无条件支持;“若受挑战将全力抵抗”,刻意模糊“挑战”的定义;真实用意是用强硬姿态安抚国内舆论,同时给希特勒留“到此为止”的台阶。

演讲后,德国外交部秘书长魏茨泽克致电里宾特洛甫:“张伯伦的威胁是纸老虎,我们可以继续扩张。”

波兰的战略价值

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呼之欲出——波兰。英法迅速意识到。波兰若完蛋,德国将直接威胁法国(法德边境无险可守),凡尔赛体系彻底崩溃;波兰是唯一能在东线牵制德国的国家;同时,失去波兰,英法反侵略联盟将沦为笑话。

1939年3月21日,英法会谈的秘密共识认为,波兰对德作战有突出意义,只要坚定路线就能保住它。所谓坚定,不过是用波兰的牺牲换取英法备战时间。

波兰的反应比英法更急切。3月22日波兰向英国提出秘密磋商协议,应对第三国威胁;3月27日英国反提互助条约,明确“受德国威胁时相互援助”;3月31日张伯伦公开声明“英王政府将立即支持波兰独立”,法国同步背书,从临时保证到同盟条约,仅用9天。

阿道夫・希特勒

对此,希特勒十分暴怒并进行反制。先是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党部在但泽街头悬挂“德国回归”标语,德军向波兰边境增兵3个师。

4月13日,张伯伦宣布:“支持罗马尼亚、希腊”,英法在德国四周构筑安全篱笆,覆盖荷兰、丹麦、土耳其等8国。英法的政策转变,本质是绥靖惯性与现实恐惧的混合产物。

一是对希特勒的误判,以为支持波兰能吓退希特勒,却不知他已将波兰视为生存空间的核心;二是对波兰的利用,将波兰视为牵制德国的棋子,却拒绝为其提供实际军事援助;当然,凡尔赛体系的脆弱性,注定了波兰的悲剧,当英法选择默认吞并时,波兰的灭亡就已写入历史。正如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所言:“绥靖主义者以为自己在购买和平,实则在预订战争。”

二战最终还是爆发了,慕尼黑协定也成了张伯伦一生的笑柄,纳粹德国发动一系列闪电战后,张伯伦引咎辞职,丘吉尔则担任了英国首相,那么张伯伦最终是啥结局?

丘吉尔的“强硬预言”

丘吉尔的档案柜里,锁着一份1937年的备忘录:“德国空军已拥有飞机2500架,远超英国皇家空军的1300架。必须在莱茵兰驻军时就动手,否则后悔莫及。 ”盟军战后缴获的纳粹档案更证实,1940年前,德国陆军仅98个师,装甲部队不足300辆坦克,根本无力对抗英法联军。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

若丘吉尔上台,或许真能以战止战。1936年进军莱茵兰时,德军仅3万人,法军有100万;1938年吞并奥地利时,德军未动员预备役。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痛心疾首:“我们用妥协喂养了一头狼,现在它要吃人了。 ”

但历史不容假设,1938年的英国民意调查显示,87%的民众反对对德宣战。民主政体的规则是民意至上,强硬派丘吉尔被视为“战争贩子”,只能在议会后排发出微弱抗议。张伯伦的绥靖,从来不是个人主张,而是主流民意的集体选择。

民主与专制

绥靖失败后,张伯伦被讥讽为“我爱柏林先生”,哈利法克斯成了“绥靖船上的大副”。但民主的好处在于犯错成本低,1940年5月,丘吉尔上台,张伯伦坦然移交权力,议会没有清算,民众只说一句:“换舵手而已”。

反观专制体制,“领袖不能犯错”,错误要么是“外国敌对势力的阴谋”,要么是“国内卖国集团的背叛”。替罪羊找到了,领袖永远正确,代价却是整个民族的盲从。张伯伦在辞职演说中说:“民主或许低效,但它允许我们纠正错误,而不必血流成河。 ”

绥靖的“致命盲区”

张伯伦不懂“以战止战,虽战可也”的道理。他以为让步能换来和平,却忘了希特勒的野心是无底洞,1933年要“自卫”,1936年要“边境安全”,1938年要“民族自决”,1939年就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

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丘吉尔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说:“绥靖是用小刀割肿瘤,以为不疼就能好,结果肿瘤扩散到全身。 ”

今天读这段历史,与其争论“张伯伦对还是丘吉尔对”,不如理解“时代的无奈”。张伯伦是“帝国守护者”,他的绥靖是为大英帝国续命;丘吉尔是“文明捍卫者”,他的强硬是为欧洲挡住纳粹铁蹄。

正如历史学家泰勒所言:“历史不是选择题,而是阅读理解题,你要先读懂人物的处境,才能评判他的选择。 ”当放下“上帝视角”,或许会明白张伯伦的钢笔不是“投降书”,而是一个帝国在时代洪流中最后的挣扎。

阿瑟・尼维尔・张伯伦‍

张伯伦辞职后仍然是保守党党魁,并且丘吉尔还想让张伯伦担任财政大臣,但国内的舆论压力太大,丘吉尔因此将张伯伦任命为了枢密院议长。

但张伯伦毕竟上了年纪,1940年9月30日,张伯伦辞去了党魁和枢密院议长的职务,回到汉普郡养病去了,后于同年11月9日病逝,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