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逃到香港的国民党中将张际鹏花光积蓄后，想去台湾却遭到拒绝，穷困潦倒之下，他只得写信向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求助。
谁能想到，这个连钢笔水都舍不得买的落魄者，三年前还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徐州剿总副参谋长。1947年他任整编第66师师长时，在河南商丘的军营里，光是副官就配了三个，出门有吉普车接送，公文包上的鎏金扣能映出人影。可如今，他连每天的粥钱都要靠变卖仅剩的物品凑，怀里揣着的国民党军队身份证明，早已成了废纸一张。
张际鹏的落魄，从1949年就埋下了伏笔。这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他从徐州突围后，没敢跟着大部队撤往台湾，而是带着几箱金条和细软，悄悄躲到了香港。那会儿他以为，凭着“黄埔一期”的出身和中将军衔，就算暂时避避风头，日后去台湾也能谋个不错的职位，手里的金条足够支撑到那一天。
可他没算到，香港的生活成本远超想象。一开始他租住在尖沙咀的酒店式公寓，每天出门吃茶餐厅，金条像流水一样花出去。身边的溃兵越来越多，有人劝他“省着点花，以后未必好混”，他却摆着昔日中将的架子：“我是黄埔一期的，蒋校长不会忘了我们这些老部下。”直到1950年夏天，最后一根金条换成港币，他才慌了神，搬进了铜锣湾的廉价出租屋。
为了活下去，他开始变卖随身物品。当年蒋介石亲自授予的“四等云麾勋章”，被他以五十港币卖给了古董贩子；刻着“陆军中将张际鹏”的怀表，换了三十港币，够他吃半个月的粥；连妻子留下的翡翠手镯，也被他忍痛当掉——那是1930年他娶亲时的聘礼，妻子去世后他一直带在身边，如今却成了救命钱。
最让他难堪的是去当铺的场景。每次他都把旧军装外套的领子竖起来，遮住脖子上的皱纹，说话尽量压低声音，怕被认出来。有次当铺老板拿着他的勋章，笑着说“这位先生，这玩意儿现在不值钱了，也就当个念想”，张际鹏的脸瞬间红到耳根，接过钱转身就走，连头都没敢回。
1950年9月，眼看手里的钱快花光，张际鹏终于下定决心，向台湾当局申请赴台。他按照要求写了详细的履历，从黄埔军校毕业到徐州剿总任职，每一段经历都写得清清楚楚，还特意提到“追随校长多年，愿赴台继续效力”。可等了一个月，等来的却是台湾方面的拒绝函，上面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话：“查该员在大陆期间部队溃败，暂无赴台必要，暂缓批准。”
他拿着拒绝函，坐在出租屋的地板上愣了半天。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漏雨的屋顶滴下的水珠砸在他的旧军装上，他却浑然不觉。他想起当年在黄埔军校，自己和蒋纬国是同期同学，蒋介石还曾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干，将来有大用”；想起1943年他率部在湖南抗击日军，战后被授予勋章时的风光；可现在，台湾当局连一扇门都不肯为他打开。
走投无路之下，他想起了袁守谦。袁守谦也是黄埔一期毕业，和他同期入学，当年在军校时两人住隔壁宿舍，经常一起出操、一起讨论战术。后来袁守谦一路升迁，1950年时已任台湾“国防部”政务次长，算是国民党高层里的实权人物。张际鹏想，凭着当年的同学情，袁守谦或许能帮他一把。
写信那天，他特意把旧军装洗了洗，虽然还是皱巴巴的，却也算整洁。他坐在摇晃的小桌前，先打了好几遍草稿，生怕写得不妥当。信里，他没敢提当年的中将身份，只说“弟自大陆来港，生计窘迫，欲赴台投奔兄台，望兄能在当局面前美言几句”；他还提起当年黄埔的往事，“还记得军校操场边的老槐树吗？咱们当年在树下背《步兵操典》，你总记不住战术要领，还是我帮你划的重点”，试图用同学情拉近距离。
写完信，他揣着仅有的五港币，冒雨去邮局寄信。路上，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旧军装贴在身上，冷得他直打哆嗦。他边走边想，要是袁守谦肯帮忙，自己就能去台湾；要是袁守谦也拒绝，那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邮局的工作人员接过他的信，看了看地址，随口问了句“去台湾的啊？现在不好办吧”，张际鹏只能尴尬地笑了笑，没敢多说。
寄完信，张际鹏每天都去邮局问有没有回信。一开始，邮局的人还客气地说“再等等”，后来见他天天来，态度也冷淡了：“先生，有信我们会通知你的，不用天天来。”他只能点点头，落寞地走回出租屋，坐在窗边等，有时候一等就是一整天，连饭都忘了吃。
就这样等了一个多月，1950年11月的一天，他终于收到了袁守谦的回信。信封是台湾“国防部”的专用信封，上面印着烫金的字样，张际鹏的手都在抖，拆开信封时，信纸掉在了地上。他赶紧捡起来，只见袁守谦在信里写：“兄台近况已知，已向当局为你陈情，望你耐心等待，切勿急躁。另附汇票二百港币，聊补生计。”
看到“附汇票二百港币”时，张际鹏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他捏着那张薄薄的汇票，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这二百港币，够他在香港再撑几个月，更重要的是，袁守谦的回信让他看到了希望——至少，还有人没忘了他这个老同学，还有人愿意帮他。
他拿着汇票去银行兑换时，特意买了一碗云吞面，这是他来香港后第一次吃除了粥以外的东西。云吞面的热气模糊了他的眼镜，他一边吃一边想，等能去台湾了，一定要好好谢谢袁守谦，当年的同学情，果然没白交。
1951年初，在袁守谦的斡旋下，台湾当局终于批准了张际鹏的赴台申请。收到通知那天，他特意去买了件新的衬衫，虽然是最便宜的棉布款，却也让他精神了不少。收拾行李时，他把袁守谦的回信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这封信，不仅救了他的急，更让他在最落魄的时候，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其实，像张际鹏这样的国民党溃退将领，在1950年的香港还有不少。他们中有的曾是高官显贵，有的曾战功赫赫，却在时代的洪流中沦为落魄者。有人靠开出租车为生，有人在街边摆小摊，还有人因为没钱治病，死在香港的廉价医院里。张际鹏算是幸运的，至少他还有袁守谦这样的同学帮忙，最终得以赴台。
赴台那天，张际鹏站在香港码头的轮渡上，看着渐渐远去的香港岛，心里百感交集。他想起在香港的这段日子，想起那些变卖的勋章和怀表，想起袁守谦的帮助，突然明白：所谓的军衔、身份，在时代变迁面前，都不堪一击；而真正能帮你的，往往是当年那份最朴素的同学情、战友情。
后来，张际鹏在台湾担任“国防部”参议，虽然没什么实权，却也算安稳。他每年都会去拜访袁守谦，每次都会提起1950年在香港的那段日子，说“要是没有兄台的帮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袁守谦总是笑着说“都是老同学，应该的”，可张际鹏知道，这份“应该的”，在当年的乱世里，有多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