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他姓孔名丘，字仲尼，出生于公元前551年。他的思想和学说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曾祖父为避难才到了鲁国，父亲做过鲁国的大夫。孔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带着他搬到鲁国都城曲阜，过着清贫的生活。

宋国是殷商的后代，鲁国又是周朝初年周公的封地，这两个国家都保存了很多古老的商周文化，鲁国更是当时公认的文化中心。孔子从小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熏陶，懂得了许多古代的礼，就连做游戏，也常用小木块当祭器，小泥团当供品，演习着古当时的礼可多啦。结婚、死人、祭祀祖先，都有一套十分繁琐的仪式。穷人当然说不上这些，但是，从天王、诸侯、大夫，到一般奴隶主富贵人家，可是讲究这一套，他们认为这正是炫耀自己财势的好机会。每逢婚丧大事，他们雇用了一班子人来举行礼的仪式。干这种职业的人叫“儒”，孔子就干过，所以后人把孔子倡导的学说称作“儒家”。

孔子年轻的时候，对一套周礼已经很熟悉了，可是他仍旧不断努力钻研。一次，他进入鲁国祭祀周公的庙堂，见到每一项礼节、每一件祭物，都虚心地向内行人请教。有人嘲笑他说：“谁说这个顾邑大夫的后代懂得礼呢？看他这没完没了地问，大概什么也不懂。”孔子听了却很坦然地说：“不懂就问，这正是礼呀！”孔子还说过：“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聪明。”由于这样虚心好学，孔子对周礼达到了精通的地步，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便有人专门向他学习周礼。孔子在其他方面的学识也很丰富。他的声望逐渐提高了。

孔子为什么对周礼这样感兴趣呢？原来，周王室鼎盛时代，天王拥有绝对的权威，诸侯全听王室的调遣，周公又用“制礼作乐”的形式，把君臣、父子、尊卑、贵贱的差别固定了下来，以巩固统治的秩序。可是到了春秋时代，周王室已经衰落，只剩下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诸侯国都争当霸主。犯上作乱，杀父弑[shì]君的事层出不穷，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既然连周王室都不放在眼里，周礼当然更没人遵守了。孔子认为社会的动乱是周礼被破坏的结果，所以他一心想通过恢复周礼，来求得恢复王室的统治，维护社会的稳定。由于思想保守，孔子对当时一些“越礼”的行为很反感。他三十五岁那年，听说季氏家里组织了一次由六十四人组成的舞蹈队，十分气愤。为什么呢？因为按周礼的规定，舞蹈队一行八人算一佾，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八佾——六十四人组成的舞蹈队。诸侯用六佾，像季氏那样的大夫，只能用四佾——三十二人的舞蹈队。现在季氏竟然用起天子作乐的规格，岂不是大逆不道吗？所以孔子惊呼：“这样越礼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能狠心做出来呢！”

后来，孔子一直以教书为业。在他五十一岁的时候，当上了鲁国的中都（今山东省汶上县）宰，第二年升为司空（主管建筑）、大司寇（主管司法）。孔子干得很有成绩，据说当时各诸侯国都来效法。鲁国与齐国相邻，这两个国家面和心不和，总是相互提防着，唯恐对方超过了自己。现在，鲁国各方面有了起色，威望也有所提高，齐国便看作是对自己的威胁。齐景公派使者到鲁国去，邀请鲁定公到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县）举行会盟，调整一下双方的关系。鲁定公接到邀请很高兴，便打算前往。孔子说：“您不要这样匆忙。您这次去和齐国会盟，虽说是重修旧好，可也要有武将随从以防不测才是。”鲁定公接受了孔子的意见，带上了左右司马，并且指派孔子做赞礼官，这才来到了夹谷地方。齐景公也以礼相迎。互相赠送礼品之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会进行中间，齐国赞礼官给鲁定公奏“四方之乐”。只见一队队武士手持戈矛剑戟，在音乐声中蜂拥而上，虽说是舞蹈，却显得杀气腾腾，吓得鲁定公面如土色。负责护驾的左右司马持剑护卫在鲁定公两旁。这时候，只见孔子快步登上台阶，朝着齐国的赞礼官一挥袖子，高声喊道：“两国君主举行友好会晤，为什么要舞戈弄剑？你还不把他们赶走！”那位赞礼官下令武士们退下，武士们都不听，斜着眼看齐景公的态度。齐景公理亏，只好挥手叫他们退去，并且下令换“宫中之乐”。不一会，上来了一群侏儒小丑，他们忸怩作态，表演的都是一些粗俗下流、不堪入目的节目。孔子再次快步上前，厉声质问齐国的赞礼官：“这些侏儒公然戏弄诸侯，乱人耳目，按律当斩，你还等什么呢！”赞礼官只好下令把这些人杀掉。一场宴会不欢而散。这就是有名的夹谷之会。会盟以后，齐景公见鲁国君臣不肯示弱，只好作些让步，把过去侵占鲁国的郓、汶阳、龟阴等地归还鲁国，以表示歉意。孔子维护国君有功，更加得到鲁定公的信任。

这时候的鲁国是“三桓”——孟孙、叔孙、季孙的天下，连国君也要听他们的摆布。孔子对这种现象很看不惯，向鲁定公提出了削弱“三桓”、加强国君地位的建议。他说：“周礼规定，大夫家是不能贮备武器的，封地城墙也不能长过三百丈。现在‘三桓’家把规矩全破坏了，这对您是很大的威胁。您应该下令把他们封地上的城墙拆掉，武装解除，才能长治久安。”鲁定公觉得很有道理，忙说：“我巴不得这样，就怕‘三桓’不答应。”孔子满有把握地说：“我看做起来也不难。”于是由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出面，联系另外两家，三家都同意把自己封地上的城墙拆除。

“三桓”为什么同意削弱自己的势力呢？原来长期以来，“三桓”分掌国家大权，在都城进行活动，把自己封地上的事情交给家臣去料理。这样一来，家臣成了封地的实际控制者，“三桓”倒不能左右他们了。拆除城墙，表面上是“三桓”削弱自己的势力，其实是削弱家臣、恢复自己的势力，又何乐而不为呢？可是，“三桓”的家臣都强烈反对这样做，叔孙、季孙两家的家臣先后武装叛乱，甚至打进了都城曲阜，把鲁定公也包围起来了。孔子一方面收回“三桓”的武装，一方面调兵遣将，才算把这场叛乱平息下去，把两家的城墙也乘势拆除了。最后剩下孟孙的封地成城的城墙，家臣公敛阳执意不肯拆除。他认为，城墙本来就不该拆，季孙、叔孙两家拆了，那是因为家臣叛乱闹事；如果我也照样拆了，岂不跟叛臣没有区别了吗？不过，拆城墙是国君的命令，不好直接反对，公敛阳便去找孟孙氏，让他去说服孔子。

孔子一听公敛阳态度那样坚决，便顺水推舟，说：“不拆也没什么。一来，三都废二，成城已陷于孤立；二来，公敛阳一向忠于鲁君，不会干另外两家家臣那样的坏事；三来，成城北邻齐国，为守住北大门，保留成城的城墙也很有必要。”叔孙、季孙听孔子说的满有道理，自己又得到了削弱家臣势力的实惠，也都没有意见，孟孙和他的家臣也保住了面子，成城的城墙终于保留了下来。那么，孔子为什么改变主意，同意保留了一家的城墙呢？这是因为堕[hu]三都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国君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三桓”被解除了武装，对国君的威胁减少了；同时还抑制了家臣的势力，“三桓”的实权也得到了恢复。拆除城墙已经招来两处家臣的叛乱，好不容易才平息下去，如果再逼得公敛阳作乱，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何况，齐国在北边虎视眈眈，保留成城的城墙确有必要。因此，孔子才来了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孔子堕三都的行动维护了鲁国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得到鲁国君臣的尊重，但是鲁定公贪图安乐，不理朝政，孔子认为自己在鲁国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就领着一批学生离开了鲁国，到别处去推行他那以礼治国的政治主张了。

孔子是主张积极入世的，热心政治活动。他周游列国十四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卫国（前后十来年）和陈国（三年），其余时间奔波在宋、蔡、楚等国。说来可怜，孔子领着一班学生东跑西颠，向各国君主进行游说[shuì]，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是他的主张过于保守，结果不被人家采纳，人家对他常常是敬而远之，尊敬他却不重用他。孔子四处碰钉子，最后只好又回到鲁国。从此，他专心一意在家里教书，作学问，直到七十三岁（公元前479年）死去。

孔子最突出的贡献还是在教育方面。过去，学校都由官府开办，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创办了“私学”，自己聚徒讲学，这样就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招收学生没有门第、等级的限制，所以他的学生既有贵族子弟也有居住在陋巷的贫民，既有鲁国的也有别的国家的。他开设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课程，还把礼节、音乐、射箭、驾车、写字、算数等“六艺”的技能教给学生。孔子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意思是：学习没有个满足，教导人也不知道疲倦。他鼓励学生把学习与思考统一起来，认为只死读书本而不认真思考就会迷惑，只想来想去而不勤于学习就会走上斜路，那就更危险。孔子这些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孔子办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据说他的学生先后有三千人，其中成绩优异的也有七十二人，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

孔子的学生有不少出色的人才，像以品德好闻名的颜渊、闵损，以政治见长的子路、冉有，口才智慧过人的子贡、公西华，还有子夏、子游、宰我等等。孔子喜爱这些学生，同时注意用不同的方法教育他们。有一次，子路来问孔子：“一个人如果听了好的主张，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实行呢？”孔子平静地回答：“总得先问问别人的意见吧，然后再去决定能不能实行。”子路走了以后，冉有也来问老师：“如果认为是件好事，是不是可以立刻去做？”孔子马上说：“那当然了，应该马上去做！”在场的公西华非常纳闷，问孔子：“子路和冉有问的同一件事，你怎么回答的不一样呢？”孔子说：“子路平时办事有胆量可很莽撞，容易不谨慎，我就劝他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冉有办事稳重，可勇气不足，迟疑不决，我应该鼓励他办事果断。”孔子的这种“因材施教”的方法是很高明的。另外，像“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些说法，也是很让人信服的。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文化典籍，据说《易》、《礼》、《尚书》、《诗经》、《乐》等“五经”都是他整理修订的。他还修订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这些古代文化典籍得以流传到今天，是孔子的一大功劳。这些书还对儒家学说的流传起过很大作用，被奉为儒家的“经典”。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把他的言行记录整理下来，编成《论语》一书。这本书记载了孔子的主要思想。

在春秋时期，和孔子齐名的另一位思想家是老子。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东）人，姓李名耳，曾经做过周朝藏书室的官员，后来因为战乱和国势衰微，离开了周朝，到外地去了。据说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过，并称赞他是飞腾的“龙”。但是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不一样。他认为天是物质的，就是说天是没有意志的，不能主宰人世间的吉凶祸福。只有“道”才是万物的根基。道，在天地之前就存在，是它产生了万物，而人却看不见摸不着。同时，道又是以自然为依据的，世界万物是受自然规律约束的。老子的这个思想，否定了天神的存在和权威。

特别可贵的是，老子有丰富的辩证思想。他认为事物是相互联系并相互转化的。比如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对当时社会战争不断、人民生活痛苦的局面很不满，他批评统治者剥削人民，主张关心百姓的疾苦，努力帮助他们，但他同时又主张“无为而治”，让人民“无知无欲”，这样社会才会安宁。他的这些思想和孔子积极入世的思想大不一样，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正确的一面。老子离开周朝的时候，路过函谷关。关令尹喜知道他学问高深，劝他说：“您就要走了，请写本书给我吧！”老子就写了一部书叫《道德经》，又叫《老子》。我们现在了解老子的思想，主要就是根据这本书。

老子被后人称为“道家”的始祖。道家和儒家主张虽不相同，但都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思想流派，对后世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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