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贵州明明是各方博弈的“棋眼”，可为什么没人争夺？
其实，贵州这个地方是“必争却难争”的地方。
一、地理“天堑”背后的攻防逻辑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92.5%的面积为山地丘陵，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乌蒙山、大娄山、武陵山、苗岭四大山脉纵横交错，河流切割出深谷险壑，自古便有“地无三尺平”之说。这种地形对大规模的军队来说，那就是噩梦，代表着困难重重。
毕竟，辎重运输困难，骑兵难以驰骋，左右都是伸展不开，大军但凡进去了，那非常容易陷入没有补给的困境中。到时候，就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的地步了。因此，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有大军轻易去冒险。
但换个角度看，正是这种“易守难攻”的特性，让贵州成为了中原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势力的天然屏障。
对中原王朝来说，控制贵州意味着堵住了云南、广西方向的“侧翼漏洞”。而对西南地方势力（如夜郎、南诏）而言，贵州是抵御北方扩张的最后防线。
谁掌握了贵州，谁就握住了西南地区的战略主动权。所以，贵州是博弈的阵眼，但大家又不能轻易妄动。
对于各路人马来说，可以将贵州放在一旁冷处理，但关键时刻也必须得冲上去。
二、历史上的“必争时刻”1. 战国至秦汉
早在战国时期，贵州境内已存在以夜郎国为代表的方国联盟。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夜郎自大”典故，侧面印证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夜郎地处川滇黔桂四省交界，是中原通往云南、东南亚的咽喉。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打通西南通道，派常頞修筑“五尺道”（贵州境内段），将宜宾与曲靖相连，首次将贵州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
汉武帝时期，唐蒙受命出使夜郎，以“夜郎侯可拥精兵十万”的战略价值为筹码，说服夜郎归附，设犍为郡，贵州由此成为汉帝国经略西南的前哨。
2. 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贵州是蜀汉与东吴争夺南中的关键战场。
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广为人知，而孟获的势力范围正覆盖贵州西部。为平定南中叛乱，诸葛亮亲率大军穿越贵州山地，依托当地豪族的力量稳定局势，并在此屯田储粮。
贵州的乌蒙山与滇东北山脉构成了蜀汉的“后院粮仓”，若失去贵州，蜀汉不仅会失去南中的铜矿、木材等战略资源，更可能被东吴或南中叛军切断退路。
3. 明清时期
明朝初期，朱元璋为平定云南梁王政权，必须先控制贵州作为后勤基地。他命傅友德、蓝玉率三十万大军经贵州入滇，并在战后留下部分军队屯戍，设立贵州都指挥使司。1413年，明成祖正式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成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这一决策的核心原因，正是“无贵州则无云南”。
贵州的山地屏障既是防御北方入侵的依托，也是控制云南的必经通道。
清代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贵州更是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理西南少数民族的核心区域，通过设立流官、驻军等方式强化统治。
结语贵州从来不是“不争之地”，贵州的“兵家必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必夺之地”。
其山地环境使得大规模战役难以展开，更多时候是各方势力通过“以夷制夷”、屯田戍边、文化渗透等方式间接控制。例如，明代在贵州广设卫所与堡寨，却始终依赖当地土司协助管理；清代改土归流后，仍需通过“苗疆走廊”维持统治。
换句话说，贵州是兵家眼中的“战略缓冲带”，谁控制了它，就能获得西南地区的安全边际；但直接争夺贵州全境往往得不偿失，因此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联盟、经济渗透等柔性手段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