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在战斗中牺牲。到了六七月间，湘鄂赣省级机关和红十六师主力在修铜边境的龙门山区遭到国民党军四个师的合围。
这时红十六师师长已经由徐彦刚兼任。绝大部分红军战士在突围中牺牲或者被打散，省级机关干部在多次突围中损失惨重，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突围过程中，湘鄂赣省委和党中央联络的唯一一台无线电台被敌军炮火击毁，报务员也倒下了。
从这一天起，湘鄂赣省委只能靠自己的判断来领导这片根据地。后来人们把这次事件称为“六七月事件”。湘鄂赣边区由此进入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
电台在当时的苏区之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苏区之间全靠无线电台维持联络，上级的指示、敌情通报、战略部署都通过电波传递。国民党在第五次“围剿”中推行“堡垒主义”战术，同时对苏区进行物质、邮电、交通封锁。
国民党专门设立了“封锁匪区管理所”，把食盐、药品、电料等物资一律列入禁运范围。无线电零件属于严格禁运的电料，苏区自己无法生产，也无法从白区购运进来。电台一毁，湘鄂赣就成了信息孤岛。
国民党军用来围攻湘鄂赣苏区的兵力是西路军五个师另三个独立旅，总兵力约十万人。这支部队在完成军事“围剿”之后没有撤走，他们继续推进保甲制度。
国民党以户为基本单位，实行县、区、联保、保、甲五级制，同时推行“地归原主”政策，恢复地主土地所有制，让逃往外地的士绅回乡重建。保甲制度的核心目的，是把红军从乡村社会中剥离出来。每一户农民都被编入保甲，互相监视、互相担保，一家“通匪”，十家连坐。地主拿回了土地，农民重新回到租佃关系之中。红军原本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被这套制度一层一层地剥开。
到1934年秋天，湘鄂赣苏区已经被分割成十一块互不相连的小块区域。最大的一块是平江黄金洞，横直不过二三十里，小块只有几里宽。省委和各分区之间只能靠人步行穿越封锁线传递消息，往往需要好几天才能送到。
1934年8月，陈寿昌在平江黄金洞何家垅主持召开湘鄂赣省委紧急会议。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各中心县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首先总结了“六七月事件”的教训。陈寿昌代表省委承担了领导责任，他检讨了省委在工作中没有及时把斗争方向转到游击战争方面来。
会议确定了湘鄂赣苏区今后一个时期的战斗任务，这就是恢复和壮大红十六师，保卫和巩固苏区。会议提出了“发展红军，好党员好干部去当红军”的口号，制定了扩红计划。
何家垅所在的平江黄金洞地处幕阜山脉中段，这里山岭连绵，村落散落在深山峡谷之间。这种地形利于游击队隐蔽，但交通非常不便。省委机关长期驻扎在此，各分区干部前来开会，往往要走好几天的山路才能到达。当时陈寿昌并不知道中央红军即将开始长征，他只晓得湘鄂赣省委已经和上级失去了联系，敌人还在收紧包围圈。
1934年10月，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米筛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派陈寿昌和徐彦刚赴前线指挥，调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主持后方工作。
会议结束之后，傅秋涛率领一支只有八个人的短枪队，从何家垅村出发，前往鄂东南地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收拢在反“围剿”中被打散的部队，同时开展扩红运动。他们路经湖北通城县，住在云溪山的一户农民家里。傍晚时分，两百多名国民党军突然包围了整个村庄。
傅秋涛立即带领大家突围，短枪队一连撂倒了十几个敌人，但最终还是被敌人冲散。傅秋涛带着三个人转移到湘鄂边的药菇大山，其余的人返回黄金洞去找省委。
傅秋涛在药菇大山找到了湘鄂边中心县委机关驻地刘家坑新屋，会见了中心县委书记钟期光。钟期光派游击队护送傅秋涛一行穿过崇阳县，前往通山冷水坪。傅秋涛沿途捣毁国民党区乡政府，动员群众参军。队伍从出发时的八个人逐渐扩充到了八百余人。
此后他继续收拢散兵和扩红，最终把队伍扩大到一千一百多人，带回黄金洞苏区。鄂东南苏区以幕阜山以北的黄石地区为中心，面积不大，但从1929年到1934年间，当地参加红军的青壮年数量可观。当地还有大量和红军有过关联的家庭，当地群众因此愿意收拢散兵和动员参军。
1934年10月，陈寿昌和徐彦刚率领省军区独立营一百余人从黄金洞出发向西南行动。他们在平江斑鸠坳和傅秋涛、严图阁率领的部队会合。
11月，部队到达通山冷水坪。陈寿昌在这里召开了鄂东南党政军干部会议，吴致民、黄家高、曹玉阶、方步舟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集中鄂东南革命武装的问题，决定重建红十六师。
会后，红三师余部一千余人和省委收集的部队约四百人在冷水坪合编，组建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徐彦刚担任师长，方步舟担任政治委员，谭凤鸣担任参谋长，袁洪国担任政治部主任，全团兵力一千五百人。
这次合编同时取消了红三师的建制。红三师自1930年7月创建以来，以“坚强苦战”的精神驰骋鄂东南，屡建战功。今天它的番号画上了句号，而它的兵员融入了重新恢复的红十六师。
冷水坪位于通山县西南部，四面环山，散落着数十个自然村落，住着近千户农民。1934年1月红三师兵败王文驿之后，鄂东南道委机关就迁到了冷水坪。这个偏僻山村在苏区瓦解后成了收容残部、重整武装的落脚点。
红十六师恢复建制之后，陈寿昌决定带领部队向平江、岳阳一带转移。他当时身体非常虚弱，长期营养不良，加上眼睛高度近视。同志们劝他不要再上一线。陈寿昌回答说：“我们现在就靠红军打胜仗，打了胜仗就什么都好办了，我不上去，是不放心的！”
1934年11月21日，陈寿昌和徐彦刚率红十六师第四十六团及省保卫队，从大冶、阳新一带扩红返回平江黄金洞。部队途经崇阳老虎洞和通城守仙洞交界的老鸦尖时，和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师冯兴贤部第一九五团遭遇。加上崇阳、通城、修水三县的地方反动武装，红十六师面对的敌军共四千余人。
红十六师抢占老鸦尖高地，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但敌人装备精良，人数占优，形势越来越危急。部队被挤压到老鸦尖高地上。陈寿昌亲自登上前沿阵地察看敌情，被敌军子弹击中。他的右膝中弹，两只脚上中了三弹，血流如注，无法行动。战友们脱下衣裳把他的脚捆住止血，围坐在他身旁。
陈寿昌对大家说：“你们赶紧研究转移地点，不要管我，革命火种必须保住！”当晚，陈寿昌因流血过多，在崇阳金塘河坪村牺牲，年仅28岁。
陈寿昌早年从事工人运动和中央特科情报工作。他1906年生于浙江镇海一个书香门第。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任中共中央机关秘书、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中共中央特科联络员等职。1931年12月，中央调他赴中央苏区领导工会工作。
当时他家里有年老的母亲、两岁的女儿和怀孕的妻子。他安顿好家事后于1932年1月到达瑞金。
1933年7月，在湘鄂赣苏区局势恶化之际，中央决定由陈寿昌担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他到任之后着力纠正前省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亲自审阅案卷，制止乱捕乱杀，在苏区干部中积累了威信。
陈寿昌牺牲之后，红十六师在徐彦刚和方步舟的率领下返回冷水坪休整。部队安置好伤病员，在修武崇通游击区军民的支持下进行了补充。
1935年1月1日，红十六师进攻大屋陈守敌新三旅二营，歼敌一百余人。1月3日，红十六师在杨芳林一带歼敌一个营。1935年2月上旬，红十六师和鄂东南特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经过请求湘鄂赣边区特委同意，决定在崇阳、通城、修水三县之间建立一个苏区县。
这个县隶属鄂东南特委领导。县府设在金塘，县名定为“寿昌县”，以纪念在崇阳老鸦尖战斗中牺牲的陈寿昌。二月中旬，经过紧张筹备，中共寿昌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组建就绪，正式挂牌办公。
2月17日，寿昌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金塘召开成立庆祝大会。红十六师指战员、地方赤卫队和当地各级党政干部、革命群众共三千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接近尾声时，国民党的反动武装突然冲散了会场。县府机关被迫搬迁，此后遂随军流动坚持办公，直到7月红十六师远离北上，才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此后红十六师转战宝石、横石等地，数战皆捷，拔除敌人碉堡十余座，缴获轻机枪四挺，步枪四百余支。这些胜利鼓舞了部队士气，增强了苏区群众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
到1935年5月，红十六师已经发展到三个团约五千人，恢复和新建了六块苏区。这个数字和陈寿昌当初在何家垅会议上提出的扩红计划形成了呼应。他从不足一个营的基础出发，在完全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的情况下，做出了扩红重建的决定。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之后，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牵制了国民党清剿兵力。湘鄂赣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红十六师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担任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全团九百余人开赴抗日前线。从1934年秋不足一个营的残部，到1935年春的五千余人，再到1937年的抗日部队，贯穿了湘鄂赣苏区从消失边缘重新站起来的过程。而当初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没有看到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