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州县学——国子监——科举入仕”，明朝廷搭建了一条上升通道，让读书人有机会参与到国家治理中。

这条通道的起点府州县学，必须通过“县、府、院”三级考试才有资格踏入，门槛非常高。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没上过小学、初中，直接考高中。

也就是说，这套入仕通道和绝大多数底层子弟（农民、手工业者等贫寒家庭）没有关系。

从最底层摸爬滚打到皇帝高位的朱元璋，最清楚这个问题。洪武八年（1375年），他下令全国设立“社学”，承担乡村小学的职能。

按照洪武时期的规定，“每五十户设一社学”。不论贫富，8—15岁的民间子弟，都能入学，而且不用交学费。

以洪武二十六年统计为例，全国有1600万户，每五十户设立一座社学，一共是32万座。

修建校舍，聘请社师，工资补贴，日常运转等等，需要一大笔钱。这笔费用以政府拨款为主，是社学的主要经费来源。

除此之外，官府或者乡绅会捐赠“学田”。佃农耕种学田，每年上交的地租就成了社学一项稳定、持续的经费来源。

全国数十万座社学，靠朝廷和地方政府拨款维持，具体到每一座社学，拿到的经费就不可能多。经费不足，自然能省则省。

一般，社学聘请一位当地有才学的秀才担任社师，向其支付微薄的工资，教导学生们的课业。此外，不再设专职的管理人员，日常社学管理事务，由地方里老和乡绅协助。这样，就能把少量的经费花在刀刃上。

和我们如今的义务教育不同，社学的核心不是扫盲，而是要学生们学习如何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知书达理的良民。这点，在社学的课程设置上，体现得较为明显。

社学的课程，大体被分为"授书、歌诗、习礼"三部分，一天之内安排得满满当当。

授书课：在早晨，进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读书的传统教学。

歌诗课：在午后，通过集体吟唱《诗经》等篇章来陶冶情操。

习礼课：在傍晚，演习日常生活中的进退揖让之礼，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行为习惯。

课程的设置，深刻体现了古代“治国以教化为先”的理念。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代，统治阶层终于肯俯身把读书资源向底层开了个小小的口子，是不是会出现学堂爆满、一座难求的现象呢？

事实上，社学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根据官方规定，社学招收8—15岁的民间子弟。在古代农业社会，这个年龄段的少年正是家庭重要劳动力，与其让他们坐在学堂识字，一天天没有任何产出，还不如帮家里干农活，把眼前的收益拿到手里。

虽说就读社学不收学费，但作为耗材的笔墨纸砚、书本等学习用品对贫苦家庭仍是奢侈品。这是一笔巨大的额外经济负担，自然底层就没有入学的积极性。

在官僚政治之下，地方学校只存形式，学生不在学，师儒不讲论。

家里有心读书却没钱的人，不准进学堂入学；家里只有父子二人，根本没有空闲读书，被逼迫着进学堂；家里多位男丁又不愿读书的人，（管事的）收了钱财就徇私放行，反倒任由他们不来上学。

家境富裕有钱的人就放任不管，没钱的人就算没空读书，也不肯放他们离去，凑齐生员的名额。社学成了官吏迫害剥削人民的手段。

明朝时期社学制度的建立，让底层在制度上享有一定受教育机会，但‌受限于经济条件、社会观念和资源分配，绝大多数底层儿童难以持续接受系统教育‌，文盲仍是主流，和今日的义务教育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