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认可诸葛亮,认的是哪一面?
司马炎说过一句话,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这件事挺有意思。他问蜀汉降臣樊建,诸葛亮到底怎么治蜀的,樊建回答“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听完感叹:“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说这话的人,是司马懿的亲孙子,是晋朝的开国皇帝。被他夸的这个人,生前北伐的主要对手正是他祖父。
一般印象里,新朝对前朝敌国的权臣,不踩上两脚就算客气了。晋朝对诸葛亮的态度却拧着来。这里面的原因不全是“英雄惜英雄”那么轻巧,有相当一部分是算计,是尴尬,是不同时期各有各的用处。
西晋初年其实面临一个宣传上的死结。按理说最方便的路子,是把诸葛亮塑造成顽固对抗大晋的凶顽敌人,然后让司马懿出马打败他,既显祖宗神武,又证司马氏得国之正。问题是这个剧本经不起追问。诸葛亮北伐,多数时候是他以少打多,司马懿的选择是龟缩不出,硬熬到对方粮尽退兵。司马懿自己都说过诸葛亮是“天下奇才”。要把这样一个人贬成跳梁小丑,绕不过去的事实是:你家祖宗被他压着打。贬诸葛亮,等于顺带把司马懿的军事能力也贬了。这笔账,晋朝人算得过来。
所以西晋的做法是换一个方向:不争军事上的胜负,转而在“忠”和“治”上做文章。泰始10年(274年),晋武帝下诏让陈寿整理诸葛亮的著作,编成《诸葛氏集》24篇。这当然不只是文献整理。当时的背景是蜀地刚平定不久,东吴还在,编纂诸葛亮的集子有收揽巴蜀人心、稳定西蜀的用意,也在为将来灭吴做心战铺垫。诸葛亮治蜀,“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蜀人“畏而爱之”。晋朝需要让蜀地的人看到:你们敬重的那个人,我们也敬重。更准确地说,我们敬重的是他作为“忠臣良相”的那一面。这个形象对晋朝自己的官僚体系也有用——一个鞠躬尽瘁、不窥伺神器的好丞相,正是任何皇帝都希望臣子们效仿的样本。
但这里有一个微妙的裂缝。诸葛亮是忠臣,他忠的是刘禅,是蜀汉。晋朝崇扬他的“忠”,本质上是在崇扬一种指向别人的忠诚。西晋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尽量把“忠”抽象化,把他塑造成一个道德典范,淡化他具体效忠的对象。到了东晋,裂缝就藏不住了。
东晋的情况完全不同。北方丢了,偏安江左,北伐是悬在头上的政治正确。这时候习凿齿写了一部《汉晋春秋》,把晋朝的正统直接从蜀汉接过来,跳过了曹魏:曹魏是篡逆,蜀汉才是汉室宗亲的正统,晋朝灭蜀而承汉统。这个说法在正统论上当然有争议,但它有一个直接后果:诸葛亮不再是“敌国丞相”,他变成了晋朝正统链条上游的忠臣。习凿齿本人对诸葛亮有很深的感情,他参与过桓温北伐,去过隆中凭吊,还写过《诸葛武侯宅铭》。这种感情和东晋的现实需求是合拍的。一个坚持北伐、以弱抗强、至死不休的诸葛亮,对偏安江左的东晋来说太有用了。他不再是需要被绕开的尴尬,而是一面可以举起来的旗。东晋后来追封诸葛亮为武兴王,根子大概就在这里。
当然,我也得承认,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能不能代表整个东晋的“官方态度”,是有疑问的。有研究者指出他著书时襄阳并不在东晋控制之下,他的正统论在当时也未必被朝廷全盘接受。更稳妥的说法是:东晋对诸葛亮的推崇,是一种在特定政治空气里生长出来的士人共识,不完全等于朝廷的正式国策。但它确实存在,而且影响深远。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晋朝认可诸葛亮,不是因为他们宽宏大量到对敌国权臣一视同仁。西晋认的是他的“治”和“忠”,因为这两样东西对稳定新征服的蜀地、对教化自己的臣民都有用,而贬他反而会让司马懿难堪。东晋认的是他的“北伐”和“汉统”,因为偏安政权需要一面旗帜来安放收复的念想。同一个诸葛亮,在不同的处境里被取用了不同的侧面。敌国权臣的身份没有被忘记,只是有时候,承认对手身上某些东西,比诋毁他更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