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英雄侯方岳，邓小平曾亲写慰问信，2015年遗物公开为何有水银......
1935年，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的成都，街头巷尾出现了几十张传单。
这些传单宣传抗日救国，言辞激昂，号召人民站起来将日本鬼子驱逐出中国。
传单的末尾署名为“杀不完的共产党人”。
特务和巡警奉命四处寻找线索，想要将传印传单的人逮捕，然而找了半天依旧没有线索。
几名在成都潜伏的老共产党员也得到了这种传单，经过询问，这传单根本不是组织成员发出去的。
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和印刷传单的人取得了联系，他们不是共产党，年纪不大，只是两名在校的高中生。
他们一位叫侯方岳，一位叫张显仪。
他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地联系中共组织，因为联系不上，所以才想到了这样的方式，希望组织能够找到他们。
1937年，侯方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位有着极高天赋的青年被党组织发掘后如获至宝，将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潜伏英雄。
侯方岳，1915年生，四川广安人。
青年时代的侯方岳在广安读书的时候，受到了进步教师的影响，读了不少关于马列的书籍，并且组织读书会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
1935年2月，侯方岳和同学张显仪一起考上了成都天府中学高中部。
因为家境贫寒，求学的侯方岳一直半工半读，在学校做校长秘书兼图书馆工作。
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们一直想要联系上中国共产党，苦于一直没有收获。
于是他们两个人商量着秘密油印了进步的传单，一共50多份。他们设计了秘密散发的方式，保证这些传单发放到各处，还不会被特务逮到把柄。
也就是这些传单，让他们联系上了成都中共地下党组织。
在党组织的支持之下，他和进步同学、爱国人士一同组织成立了“推论读书会”、“辅仁读书会”、“未明读书会”、“海燕社”等组织。
1936年8月24日，他和爱国青年们一同组织发起了成都人民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的爱国行动。
大家和市民们一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侵占我国东北领土、蚕食中国的狼子野心，活动的高潮，大家愤怒地捣毁了在大川饭店之中的日本特务机关。
在这些热血青年之中，就有后来担任毛泽东秘书、毛岸英老师的田家英，田家英当时只有14岁。
侯方岳给田家英等进步学生分析国际国内时局，讲述新社会必然替代旧社会的道理。多年后，田家英曾对陈素敏说：“我是从侯兄那里知道有一个充满新生力量和未来希望的组织——共产党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侯兄。”
1937年，侯方岳光荣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后，田家英向侯方岳提出想要去延安，侯方岳很想让他留下来，但田家英觉得，延安就是共产党的根，坚持要去看一看，侯方岳就亲自给田家英办理可前往延安的手续。
经过上次的示威游行，侯方岳的共产党人身份已经暴露，他不能回广安。
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一生挚爱陈素敏。
陈素敏生于1916年，清秀聪慧，中学时期追求者众多。有一位青梅竹马李某考入了国民党中统办的军校，衣锦还乡之后就到陈家说亲，想要迎娶陈素敏。
陈家父母很开明，他们和女儿说明了情况，希望她自己打定主意。陈素敏自己表示就是想要和侯方岳在一起，父母便同意了。
陈素敏看起来是选择自己的婚姻，其实是选择了共产党。
陈素敏的两个哥哥也很支持妹妹的决定，他们一方面敷衍着李家人，一方面秘密联系上广安地下党张显仪，将妹妹送到了成都。
1938年，陈素敏来到了乐山县，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恋人。
组织很快同意了两人的婚事，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余明主持了婚礼。不久之后，广安老家就传出流言，说陈素敏被共产党人“拐跑了”。对于这些，陈素敏和陈家人似乎根本不会去在意。
1938年陈素敏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组织的分配，她先后在乐山五通桥小学、成都簇桥明德小学、昆明侨光小学担任教员，以此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后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学习，是周恩来的学生。
从1938年起，侯方岳先后担任中共四川省乐山、眉山、潼川、绵阳、成都、仁华等地中心县委、市委、地委书记。
1940年，侯方岳夫妇有了第一个孩子小平。
小平在三四个月大的时候，有同志劝陈素敏将孩子送走，给别人养。陈素敏心有不忍，但为了潜伏工作还是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作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按照组织规定是绝对不允许拍照的。但在小平要送到别人家的前一天，陈素敏还是没有忍住，抱着儿子拍了一张照。
她故意侧着脸，不面对镜头，而是用慈爱的目光看着孩子。
陈素敏将小平送到领养人家中，她询问领养人：将来革命成功了，能不能来看看孩子？对方不答应。
母子分别的痛苦让陈素敏撕心裂肺，她终究还是舍不得丢下孩子，独自抱着小平走了。
到了重庆红岩村，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见到侯方岳夫妇带着孩子，并没有反对，而是觉得他们带着孩子可以更好地掩护。
他们原本是计划去延安的，周恩来临时改变了计划，让侯方岳前往昆明，任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
当时侯方岳26岁，思维敏捷，记忆力好得惊人。在前往昆明之前，周恩来向他说了地下工作十条意见。
为了防止路上遭遇危险暴露身份，侯方岳不能携带任何纸质材料，仅仅靠着记忆力，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
周恩来要求侯方岳一定做好隐蔽工作，国统区暗箭难防。此前负责的干部同志调动太过频繁，一年半载刚刚熟悉情况就调走了，对当地的发展情况不利。
周恩来告诉侯方岳，短则三五年，长的话要八年、十年，他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1941年10月16日，侯方岳夫妇离开重庆红岩前往昆明，一路上他们反复讨论周副主席的嘱咐，每天都要将地下工作十条意见背诵数遍，生怕漏了一个字。
10月30日夫妻俩终于到达云南，在呈贡城门就遇到了把守的国军卫兵，要搜查两个人的证件。
陈素敏听其中一个人说的是四川话，马上就用四川话和他“套近乎”：“老总，我们是从四川来的嘛，那边鬼子飞机时常轰炸，生意不好做哦……”
陈素敏神情一派自然，卫兵看侯方岳抱着幼小的孩子，都没有要求看证件，直接将夫妻俩放了进去。
1946年，昆明正是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候。1945年“一二一惨案”的血腥还历历在目，西南联大有四名进步学生牺牲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手榴弹之下。
不久之后，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侯方岳每天都忙碌着和同志们单线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随机应变安排工作。
这是非常庞大的工作量，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纰漏，导致整个组织机密遭到破坏。而侯方岳夫妇又刚刚有了小女儿碧辉，虽然几乎得不到休息的时间，但孩子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欢乐。
为了掩饰身份，侯方岳夫妇一直要保持着良好的仪态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