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刘霞。

今天要讲的老兵叫李昌枢，我在2010年认识他，2012年8月10日首次刊发了他的故事，2013年5月8日，最后一次送别他。

我们相识只有短短三年，但他一直是我记忆最深的抗战老兵之一。他的健谈、慷慨、豪迈，还有庄严，十五年来一直深刻在我的记忆中。

面对我们这些试图想要了解一点真实历史的后生晚辈，他倾注了全部的慈爱和怜惜。

九十多岁独居的他，总是在简陋的家里备下饭菜和薄酒，招待记者、作家、志愿者，回馈那一点点来自人间真情的关爱。

家徒四壁的他实在无以为报，就将他精心栽培的文竹，分养了一盆又一盆，送给去看望他的志愿者。我也不出意外地养死了两盆。

对于这份迟来的致敬，他很不适应，甚至还有些诚惶诚恐，想尽一切办法回馈大家。

当然，他打动我的，除了儒雅温和、豁达开朗，更多是一个铁血男儿身上的热血。

这份热血，并不因蹲了二十年大牢和年龄的衰老而减损半分。

早在2010年，我刚刚认识志愿者武思奇，他就告诉我新发现一位滇军老兵，就生活在昆明，让我去采访采访。

在此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我因和朋友晓曙帮助滞留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光钿回家，而意外闯入到中国远征军这段历史，刚刚对中缅印战区有了些许皮毛的了解。

而滇军，对于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完全模糊不清的概念。带着好奇，我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滇军老兵——李昌枢爷爷。

那时他还住在云南省第一监狱已经废弃的破砖楼里，孑然一身，整栋红砖楼里除了他只有两户进城打工的农民户。

但我一眼就看出他和一般老人的不同，他还努力保持着一名军人的尊严和骄傲，衣服穿得板板整整，洁白的衬衫没有一丝汗渍，头发也打理得一丝不苟。

他看起来更像那些生活优渥的老干部，完全看不出蹲了二十多年大牢。

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侵华，李昌枢的理想是像爷爷、父亲一样，在文山老家当个“教书匠”。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李昌枢就读于云南文山师范学校，报纸刊出云南组建第60军出滇抗日，李昌枢所在的第7班，八、九成的男生都报名参军了。

李昌枢也瞒着父母和9名同学相约步行三天跑到昆明从军，被分配到60军183师辎重营任上士文书，半个月出滇抗日，他的新兵训练是在战火中进行的。

到达台儿庄时，李昌枢所在的步兵团很多连钢盔都没有。李昌枢说台儿庄就是一场混战，平原地带不分前方后方，最后打成了一锅粥，文职人员、伙夫都投入了战斗。

当时滇军部队有条命令，子弹前面进打死的有奖励，子弹后面进的是逃兵，不收尸。有个重伤营长在阵地上对前来视察的张冲师长说了句“请师长检查，子弹是前面进的”就死了。

台儿庄战役给李昌枢记忆最深刻的是打坦克，滇军没见过这个庞然大物，不知道怎么对付，子弹都打完了也没打坏一辆坦克。

大家急了就用刺刀、十字镐上去拼，很快，183师542旅旅长陈钟书战死，尹国华营长带领的一个营全部阵亡。

师长张冲听说士兵用刺刀去拼坦克的打法，气得大骂蠢货。

一个营长问，咋个整（怎么打的意思？）

张师长说，用炮打、用炸药炸。

可我军没有反坦克炮啊，也没有炸药啊，没办法啊，“云南蛮子兵”们就身上绑上手榴弹贴着坦克炸。

下图是网络上流传的一张照片，配文字说明：著名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摄，一位年轻的士兵在同伴帮助下，正将十二颗集束手榴弹往身上绑。他们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对抗日军的坦克、枪炮。

网络流传的照片

中国军人血肉拼钢铁这一幕，有日军资料记载：遇到了支那疯子军，骑兵增援坦克。

据说崇阳休整，卢汉军长会上训话：“陈钟书所幸死了，为国捐躯了，他不死我也要枪毙他！有勇无谋，居然让士兵上刺刀冲坦克，白白牺牲”。

台儿庄28个昼夜的大血战中，60军38242人，阵亡13869人，受伤4545人，失踪430人。各级军官牺牲177人，最终已不足5个团的兵力。

关于后世对台儿庄大捷的记录，李昌枢毫不客气地说：“我很不满意《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把60军说成5战区预备队，一笔带过。我们上去是真拼命，死伤上万人。”

1938年初冬，李昌枢考入黄埔军校武汉二分校，毕业后回到原部队60军183师549团3营，历任排长、连长、指导员。

他记得在武昌前线，冲锋在前的基层的连、排干部伤亡惨重，被迫集中在通城附近的白沙河整训。补给经常送不上来，也买不到粮食，大家只能吃辣子尖尖。战火不甚密集的时候，大伙去抓“石鹅”（一种蛙）打牙祭。

几个月深山老林游击之战，战士们一个个衣衫褴褛，形同野人。

关于滇军部队的军纪问题，李昌枢非常骄傲，说部队军纪严明，不进民房不拿老百姓东西，驻地要讲卫生挖茅坑，买卖公平不打欠条给现钱，贪污克刻军饷要枪毙。

他讲到当时部队有位负责采购的士兵和当地老百姓熟悉了，帮老百姓去菜地摘菜，团长路过，以为士兵偷菜，开枪打死了该士兵。

李昌枢所部在江西辗转时，由于抗战英勇，军纪严明赢得当地民众的欢迎，民众送东西拥军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日军要来了，部队战略转移，驻地老百姓就把猪杀了送到部队，有的舍家投靠亲戚、有的带着家小跟着部队走，有的青壮年干脆从军了。

他还说，滇军部队没有抓壮丁，都是地方输送兵员补充，有时会安排人去野战医院招伤兵，这些人会打仗，部队都想要。

滇军一直以军容整齐、军纪良好闻名于抗日战场

曾有学生志愿者看望李昌枢爷爷时说，你当了连长后就拿着手枪指挥部队打仗，很威风！

李老笑了，说那都是电视上演戏的，他在部队就没摸过手枪，部队里只有团长级的军官才有手枪。

“连长都是要带兵在最前线打仗的，拿手枪管什么用，我用的是步枪，那时的国家很困难啊，没必要装备手枪。”

说到枪，李昌枢很自豪自己的枪法准。他曾在江西驻地用步枪打中一只在鱼塘里捉鱼的鸟，士兵们都叫好，他却后悔伤害了一条生命。

对于敌人他却是毫不留情，有一段时间部队深入敌我交错地带打游击战，搜索班抓到一个身上带着镜子的奸细，请示他怎么处理。

李昌枢说，这家伙拿镜子为日军指引轰炸目标，不知道害死了我们多少弟兄，活埋了为牺牲的弟兄报仇。

连长是可以配一匹马驼东西的，但是李昌枢就没见到过马到位，即便是有了马也是要用来驼炮、驼弹药和重机枪的。

30斤重的行军包，一直是他自己背，吃住更是和战士一起。

活到九十多岁的李昌枢，总结自己一生时最常说的一句话，生死有命。

1944年，李昌枢在江西驻地和比他小9岁的妻子褚淑芬喜结连理。褚淑芬出生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毕业清华，曾任过江西财政、教育总长。当时李昌枢的连队就借住在高安的褚家。

两人订婚后在江西看过算命先生，回昆明也算过。算命先生都说妻子活不过32岁，年轻时李昌枢不当回事，后来妻子去世时正好是32岁，李昌枢这才醒悟过来，不得不信命了。

1945年1月28日，是李昌枢27岁生日，3排长李学说要杀鸡，李昌枢想算了，等打完仗再庆祝吧。没想到半夜里，遂川阻击战就打响了，7连130多个弟兄只剩了几十人。

营长令李昌枢夺回阵地，李昌枢组织了能战斗的30多人进攻，已经负伤的三排长李学恳求：你是连长留下来指挥、照顾伤员，由我带弟兄们夺回阵地。

这次战斗中，三排长李学及20多弟兄牺牲。李昌枢用自己的钱为三排长李学买了一口黑漆棺材，把他安葬在遂川城附近。

李昌枢停下回忆，认真问我：“这么多年，这么多变故，他的墓地怕是没了吧？”

茫然的我不知该如何作答。

1938年4月，沿津浦线赶赴徐州的滇军

从此，李昌枢自己不领军饷，由连队司务长支配改善伙食，他说战争时期的命活一天是一天，钱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吃到大家的肚子里去“打牙祭”才划算。

六十多年过去，李昌枢准确复述着当年战场上励志杀敌的口号——“朝后死，遗臭万年！朝前死，为国争光！”

当兵的上了战场，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发东西下来，就大吃大喝。钱不够，就问家里要。

从一场场恶战中幸存下来的李昌枢，一直记得连队100多位战友的名字。

他说，连队的花名册是要重点保护的，绝对不能丢失，行军、打仗时随身带，花名册里详细记录着每一个士兵的情况，包括牺牲时间地点及安葬地，总共有1000多个名字。

当时民国政府对抗战出征牺牲的将士是有优抚和抚恤的，有的地方是三尺白布，有的地方是每年6担谷子，李昌枢重点保护连队花名册，也是保护住烈属最后的一点抚慰。

可惜，1958年李昌枢被抄家，李家几辈人留下的书被一车拉走烧了，其中有他最为珍惜的连队官兵花名册和《壮志千秋》。

这是他至死都难以释怀的一件事。他说，把书抄去了保管好也没问题啊，烧了太可惜，太可惜了。

2012年５月份，志愿者为他寻得《壮志千秋》复印本，李昌枢一翻开书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能说出很多人物照片的名字及其事迹，如数家珍般熟悉。

李昌枢自1937年从军，从文书到连长，历经台儿庄、四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赣北防卫战、赣江追击战、湘西会战等战役，在云南的老兵中，他堪称“滇军活标本”。

我数次去他的家里探望，每次他都讲述得慷慨激昂。只可惜那时我还没有重视个体记忆的历史意义，报道老兵故事只是为了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生活困难，那些珍贵的历史细节就这样被我遗忘了。

对此，我至今任无比的懊恼。

我曾记得李昌枢写过一份回忆录，最近询问熟悉他的志愿者，说给文山老家的儿子了，我打电话去寻找，他们说没有见过。

或许是经历过战场的残酷血腥，之后几十年的人生磨难对于李昌枢来说，只是过往的风景，他都是云淡风轻般一语带过了。

抗战胜利后，李昌枢所部北上江苏徐州打内战，“都是中国人，自家兄弟啊，下不了手！”李昌枢托关系开了“肺结核病”假证明入后方医院，后在广西柳州联勤总部第三休养总队任职。

1949年带领云南籍官兵及家属73人辗转回到昆明，在卢汉部队任职，1951年回乡教书，1958年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入狱。

直到1979年，李昌枢获特赦，无家可归被留在云南省第一监狱工厂做质量检查——他至死都没有离开过这关押他，也给他安生之处的深深高墙。

获得自由后的第一时间，李昌枢直接回了江苏岳父家，他去寻找当时部队驻扎过的营房，他住的、营长住的、团长住的，一间不少都还在。

只是人都没有了，战友没有，爱人没有，那种物是人非让李昌枢欲哭无泪，他只好把一切都交给命运。

李昌枢所在退休单位后来有福利分房，只要交纳很少的钱就可以分到，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享受到这项福利。

“不给就算了，没什么好争的”他表现得很淡然。

他独居在60年代建的监狱职工宿舍，需要支付每月75元房租，20多平米的房间规整得还算井井有条。

出门百米左右是公用厕所，好在楼已经废弃无人居住，厕所被李老打扫得还算干净，只是蹲坑对于高龄老人来说极不方便，他也活得毫无抱怨。

除了战场的热血，对于21年的牢狱之灾，妻亡、子女离散，李昌枢讲得风轻云淡。

“我看开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参军、抗战、回乡、起义、坐牢，这些都怨不了谁。我是唯心主义，一切都是天意。”

不知什么原因，我2010年认识他时，并没有第一时间报道他，他的故事《住在监狱的滇军活标本》一文是在2012年刊出。

和其他老兵一样，有不少读者打进本报热线，想亲自去看望李昌枢。

吴女士说：“这些老英雄，看了都会流泪，我们真的应该关心他们一下，正好孙子放暑假在家，我想带孩子去看看老人，也接受一下教育。”

而一个退休的历史教师，没有联系我们，按图索骥找到他，说，“没想到你们也打过日本人。”

是呀，一段宏阔壮丽的御敌救亡的历史，怎么就不被人们知道呢？

一批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浴血奋战的抗战老兵，怎么连记者和历史老师这样职业的人都不知道呢？

其实，到过滇西的人们都会被当年的抗日战场和云南人民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奉献所感动。

无论是腾冲的国殇墓园，还是松山战场，甚至滇缅公路、飞虎大道。战争的遗迹历历在目，战争的记忆从没有被无情的时间所淹没。

人们遗忘的，只是这些战争的亲历者，这些个具体的个体、鲜活的“活化石”们。

他们不怕牺牲，最怕的是遗忘，而人们最先忘记，恰恰是他们。

认识李昌枢爷爷后，我经常邀请他出席各种活动， 甚至《云南信息报》周年庆典，也会把他请上台接受大家的致敬。

有一次，参加完报社活动后，他高兴地说：“《云南信息报》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敢说真话。我都十几年不参加任何聚会了，今晚没白来。”

12年我去探望李昌枢爷爷

2012年中秋，我和志愿者去探望他，他一见到我就赶紧说：“你等等，我要给你看个最重要的东西。”

说完颤巍巍走进了卧室，拿出一条红绶带，一看原来是我所在的《云南信息报》9月19日改版五周年庆典晚会上给他戴上的。

他指着红绶带，说：“当时我没看清楚，回来一看，不得了，上面‘抗战老兵 民族之魂’这几个字写得太好，特别是‘民族之魂’最光火（厉害的意思），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看李老高兴，志愿者给他戴上写着“民族之魂”的红绶带，一起合影留念。

随后，李老又拿出那本描写台儿庄战役的《壮志千秋》，在一千多个名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给大家看，“我在这里呢，还写明我是云南砚山人，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找到的。这些战友都不在咯，现在可能就剩下我一个了。”

每次探望，原则性极强的李老都要一一问清爱心物品和爱心款是谁送的，并写下收据，说要请这些热心人到家里吃饭。

很多志愿者都吃过李昌枢爷爷做的饭，他拿出珍藏的老酒招待大家，或者赠送。

每次离开，腿脚不便的李老还是坚持送下楼，拄着拐杖，站在路口默默目送大家离去。

习惯了受社会改造、受社会监督、向社会交代的他，突然面对这一点点迟来的关爱，他没有心安理得，他还不适应，甚至有些诚惶诚恐。

2013年，《云南信息报》发起“老兵，你好”大型公益活动，保利集团是活动的赞助方之一。

4月下旬，保利要在昆召开兵器展，作为“滇军”代表，我邀请李昌枢爷爷出席，他高兴说：“只要自己能动，就一定要去看”。

李老当时身体状况还行，就是老毛病腰痛又犯了，一直在家擦药酒。4月25日，我联系好云南省边防武警总队医院为他安排好了病房，但他担心住进去行动不便，去医院看后强烈要求回家疗养。

我知道他还心心念念28日召开的兵器展呢，其实除了看兵器，他更加珍惜有机会能和老战友相聚的短暂时光。

上个月“为了爱远征”的徒步活动中，主办方邀请了昆明所有幸存老兵，并给到场的老兵发了一块纪念章，李昌枢如获至宝。他害怕留在昆明的陋室里丢失，特别带回文山老家让儿子帮忙保管，说要当成传家宝。

很多人不理解，不就是块小铁皮吗？这些抗战老兵为何视若珍宝。这种军人特有的荣誉感，不仅李昌枢这样，所有幸存老兵都如此。

所以每一次抗日老兵的活动，他们挣扎着要参加，就是想得到这份认可。

4月28日早上，兵器展开幕式前的几个小时，我接到电话，李昌枢在睡梦中安详辞世。

刚陪伴了李昌枢三个多月的保姆小李介绍，李老腰痛的症状还明显减轻了不少，吃过晚饭后还照常看电视到9点，电视栏目是固定的“海峡两岸”和“军事频道”。平时需要人搀扶的他，当天晚上竟然自己洗漱完毕上了床。

没想到，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早上，小李发现李昌枢时，老人的脚手已经冰冷。

李昌枢走得很安详，和他平时一样，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

当我哭着把这个信息告诉我的报社主任高爽时，他决定在兵器展30号的致敬老兵活动上，保留李昌枢的位置。

他缺席了最后一次老兵聚会

30号那天的活动是高爽主持的，会场上摆了十张椅子，9位老兵如约而至。他们依次而坐，唯独空着属于李昌枢的第八张椅子。

和其他9位老兵一样，李昌枢同样被授予了绶带和鲜花。只不过，绶带缠上了名牌，鲜花搭靠在椅背。

高爽依次介绍九位老兵，第八张椅子就空在那里。他说：“他，来不了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和他在一起。”

接着，他大声报出李昌枢的简历：李昌枢，96岁，云南文山人，1937年正在读书的他投笔从戎加入第60军183师任文书，1938年随60军到达台儿庄战场，之后参加了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上高会战、遂川阻击战、遂川追击战、湘西会战等战役，一路南征北战，堪称云南滇军的“活化石”。

这期间，人群中传来啜泣声，越来越多人流泪，旁边的两位老兵也流泪了。

当然也包括我。

和每一个遇见的老兵告别是必然的，但每次依然让我难过，短暂的相处，他们视我为知心人，我也当他们是最和蔼可亲的爷爷。

认识李昌枢爷爷短短三年，在他一次次讲述着近乎宿命的一生后，依旧平静地安慰我说：“那是那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情，没什么的。”

什么叫胸怀？这就是。

让我敬佩的是，在这些年的交谈中，对于当年的选择所导致的不幸，他没有一句追悔和抱怨，一句都没有。

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也知道我们的采访或者慕名而来的志愿者不是赶热闹，所以鼓起老迈生命的余晖，尽可能多地向我们讲述那段虽然局部，但是真实的历史。

这是因为他从心底确信，自己只是做了所有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该做的事情，爱自己的祖国。他是真爱，爱到没有丝毫扭捏，爱到他自己去世的这一天。

保姆小李说，李老临终前几天特别把儿子叫到了昆明，交给他3000元钱，嘱托儿子：“这些钱是好心人给我的，你拿回家给学校修修路，或者捐给寺庙修路架桥行善也行”。

志愿者武思奇带队去探望李昌枢

李昌枢的遗愿是遗体不要火化，要安葬在祖坟地里陪伴父母。生前没能尽一天孝，只能死后永恒的陪伴。

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唯一的儿子从文山老家赶来，老实巴交的他，在志愿者武思奇的协助下，默默帮李昌枢清洗更衣。

这还是他以儿子的身份，第一次为父亲做这样的事，也是最后一次。

遵从李昌枢生前的愿望，儿子将其遗体运回文山老家安葬。知道李昌枢魂归故里的，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纷纷送来花圈。

他们的意思是李老生前没能荣归故里，逝后归葬乡土，送花圈是给抗战老英雄“挣挣面子”。

《云南信息报》也送上的花圈，挽联题字：抗日英雄 民族脊梁。

5月7日，我、高爽相约昆明的志愿者武思奇、作者范稳一起前往文山砚山的维摩镇，送李昌枢最后一程。

一个孤独的抗战老兵死后还乡，我们都担心他的丧事该如何操办呢？

显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到的时候是深夜，97岁逝世的他，在农村是高寿，家里要给他办了一台风风光光的“喜丧”。

他们请来了乡村演出队、唱经班，支上五、六口大锅迎接各方来客。

“招魂”、“上祭”、“服丧”、“出殡”，乡土中国的厚葬礼仪程序不差分毫，故乡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李昌枢的归来。

亲友正在给他唱孝歌

在维摩镇漫长的岁月里，李昌枢只是作为一个模糊而空洞的符号存在，只被当做一个年轻时当过兵、坐过牢，老了独自生活在昆明的游子。

而他本应有的“抗日英雄”身份，对于大多数维摩人来说，因为历史巨大的时间差，还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

李昌枢的灵堂就设在长孙简陋的平房里，这是李昌枢在维摩镇的后人目前最好的住所，他的儿孙们因为劳作变得又黑又瘦，已经找不到像他那样出身书香门第的神态，抗战这条历史鸿沟已经将他们这个家族彻底更改。

亲友们围坐在灵堂周围，这是李昌枢在家的最后一晚上，大家将会为他守灵，很多人并未见过他，为了寻求一种亲人间的认同，很多人只能试着从他的遗像中去寻找蛛丝马迹，那头发斑白的遗像中 ，一种军人特有的坚毅目光直射出来，大家愈发对他的过往好奇起来。

镇上年长的老者们自发为他朗诵经文，其中还有李昌枢的远房侄子，这个已经年逾八旬的老者看到一排花圈上所撰写的“抗日英雄、民族之魂”等字样时，差点瞪出眼珠。

原来，当年就是这个侄子用枪押解着李昌枢，将其投进大牢。那时他是民兵连长，而李昌枢是国民党旧军阀、历史反革命。

要不是这些花圈上轻轻浮动的字符，这个老者还有众多没有见过他的亲友们，也许终其一生都不会去想，年轻时的李昌枢为何会成为历史反革命 。

大家感叹，不怪他，是疯狂的年代割裂了亲情，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不应该有的恩恩怨怨，如今政府开明、政策好、社会和谐。

历史就是这样在叔侄之间充满戏剧化的上演，让你不敢相信它的真实。而现实却活生生地告诉我：这就是他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

年长的亲友们依稀记得，李昌枢离家当兵没几年，他的父亲在家病逝，为了等候李昌枢回家安葬 ，父亲的棺木一直停放在村边的野外，一年多没见李昌枢音信，才无奈草草安葬。这在农村的传统习俗里，是不孝之过。

这个没有遭受日军铁蹄践踏的小村庄，没有人会去想，当时的李昌枢正在和日军浴血奋战，也少有人会想，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李昌枢走上战场，他们才获得了永久的平安。

等到维摩镇人再见到李昌枢时，那已经是1951年的夏天，他不是凯旋的英雄，而是拖儿带女回归故土的“旧军阀”。其实对于像李昌枢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因为殖民者的血腥压迫激发出了他们的反抗精神，料理完国家之事后，拍拍身上的尘土，回家该干嘛干嘛，并无职业从军的远大抱负。

可惜历史没忘记他，1958年，在乡亲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他被自己的远房侄子押解着投进大牢。

在喧嚣发展中的维摩人再也忙不得去关注李昌枢的命运了，除了因他而四散分裂的家人外，大家渐渐遗忘了他的存在。

就连维摩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他的户口早就迁离维摩镇，按照户籍管理的原则 ，他并不属于维摩镇人，于是当他最后一次回到故土时，这个登上各大媒体的“抗日英雄”，并没有受到当地任何官方的致词。

无奈和遗憾刻在李昌枢后人的心上，喝完酒的男人们集在一起红着眼睛说：“要他当年参加的不是国民党，以他打日本时在部队的身份，那今天晚上，州里领导都会有人到场。”

李昌枢的家人心里明白，他们给不了李昌枢应有的荣誉感，族人们不可能，也不懂得为这个昔日的抗日军人盖上一面旗帜，以英雄的礼葬来完成李昌枢内心最大的缺憾。

于是，他们只能用另外一种方式补偿，这个在维摩镇历经磨难，至今并不算富裕的家族，决定给李昌枢一个隆重的葬礼。

5月8日是李昌枢出殡的日子，维摩镇的街道上，除了百余名头戴白布的孝男孝女，还有八支演出队伍在竞相歌舞，他们都是送别抗战老兵李昌枢的亲友团。

他们中有老人的亲戚晚辈，有当年的同辈友人，有汉族、壮族、苗族、回族兄弟，更有许多与老人素不相识的人们，他们有的知道李昌枢打过日本鬼子，是家乡的好汉，但更多的人并不知晓，似乎也不在乎他那久远的身份，逝者为大。

送葬的队伍从街头排到街尾，让人感慨莫名。在一位年逾六旬的大娘记忆里，除了解放前一个地主的葬礼如此热闹外， 再也找不出第二家有此盛况的葬礼。

粗糙的棺木上是农村最花哨的传统纸罩，喧嚣的歌舞队哼唱着各种流行的曲子，人群被歌舞队扭动的身躯紧紧吸引，整个场面没有任何的肃穆庄严。

但，这是云南农村对于一个长寿者最为隆重的葬礼了。

多年以来，我都为一个抗战老兵那隆重风光的丧事深深地感动，也深感迷惑。

我跟着绵延几百米的送葬队伍，声势浩大地穿过热闹的街道，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大家都忽略了李昌枢的“抗战老兵”身份。

关爱老兵志愿者们送去的花圈尽管一直排在送葬队伍的前面，上面那些郑重其事的悼词，其实并没有歌舞队吸引大家的眼球。

队伍一直前行到街头，在多次跪拜中，大家结束最后的送行。

年轻的壮汉们抬着棺木穿过街头最后的小巷，途经李昌枢曾经的老屋，那是一间老朽了的土坯房，歪倒的房门紧闭着，目前被农户用来关养牛羊。

1958年，李昌枢就是从这间屋子被民兵队长带走，1959年，他年轻的妻子也因食物中毒死在这间屋子 。

看到李昌枢的棺木，几个老妇人聚在房子前闲聊，“他老婆死的时候是晚上，当时可怜得很。 ”

维摩镇的老人对远道而来的江西小姐印象不深，这次李昌枢的葬礼上，他妻子生前的照片也和他合在一起，大家一看都惊呼：“这么漂亮，和电影里的一样，以前怕是千金小姐。”

李昌枢入狱时，家里剩下年轻的妻子和4个幼子。“当时一分钱都没有，如果有点路费，我母亲可以带着我们回江西老家，也许就能活命了。”李昌枢的大女儿李云红着眼睛说。

为了养活孩子们，年轻的母亲只能想尽各种办法，她跑到深山抓到一只癞蛤蟆，看着饿极了的孩子 们，她将癞蛤蟆煮了一锅汤，将肉分给孩子们吃，自己只敢喝点汤。当她发现癞蛤蟆有毒时，为了抢救孩子，她使劲扣孩子的喉咙，让孩子们吐出刚吃下的癞蛤蟆肉，而自己却错过最佳时机，再也无力自救。

这一幕，李昌枢也是后来听家人讲述的。对于妻子的早逝，李昌枢生前常常感慨，他说两人订婚后在江西看过算命先生，回昆明也算过。算命先生都说妻子活不过32岁，而妻子去世时正好是32岁，年轻时李昌枢不当回事，老了才醒悟过来，说那就是命运。

李昌枢妻子去世时，他正在监狱，当时连棺材都没有备齐，只能草草埋葬。11岁的大女儿去给人家做保姆自谋生路，二儿子过继给姑母，三女儿送给一壮族人家，5岁的四女儿来不及送人就被开水烫死了。

床头的书桌是亡妻的遗照

这对苦命的夫妻尽管早就阴阳相隔，但李昌枢对妻子的爱却从未改变过，他在昆明独自生活几十年，多人给他介绍过对象，他从未动摇。

他的床头放的就是妻子年轻时候的照片，这是留学美国未回国的妻弟，后来找到他后，从美国翻拍后寄给他的。

李昌枢生前的遗愿是死后夫妻两人要合葬。当然李昌枢最终并未和妻子合用一墓，他的墓碑，尾随在妻子和父亲并排的墓碑后，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无声的致歉。

毫无疑问，李昌枢的一生，他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他的单位，但是他唯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家人。

父母、妻子，还有孩子，都是他一生的负疚。

在李昌枢服刑的21年，他都没有机会和孩子们见面，大女儿成家后条件稍好，女婿去探过两次监 。

李昌枢的儿子留在老家，没念过书，家境也不富裕，儿子有意接父亲回农村养老，但他执意不去，选择独自一人留在昆明生活。

在他看来，除了觉得自己是牢犯没面子回家，更重要是曾经没有抚养过自己的孩子，那自己老了也不能让孩子来赡养，心怀愧疚无功不受禄。

但对亲情的渴望是人之常情，为了能让儿子常来看望他，而又不增加儿子负担，儿子每次来都要给一点钱，告诉儿子这里的生活很好，有空就来住几天。

英雄还乡的浪漫故事不是每一个上过战场的人都能够实现。

他97岁的一生最后就集合在这几张照片中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最后一程我也只能送他到半路，因为农村葬礼有风俗，逝者落葬时女性不能在现场。

李昌枢早在2003年就自拟的墓志铭，上面写道：“……一生的苦难，一生的坎坷，正是白了少年头，壮志未酬，一事无成，但是我参加了八年的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非常高兴，深感自豪，无愧宿愿！

后来又添写：“更值得幸慰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抗战胜利60周年，凡是参加抗日战争的都是抗战老兵，是光荣的。”

不管是天意还是巧合，在烈日炎炎下，水泥工们正在为他竖立墓碑之时，天空突然阴暗下来，几滴雨珠砸向墓碑，“你看，老天都被他感动了。”现场的武斯奇感慨说。

原想会有一场大雨，但雨最终没有落下，阳光再次倾斜而出。就在阳光的照耀下，他的孙辈们将他小心安放在墓穴里。

这些质朴的孙辈们，眼睛里透着纯净的光芒，想必和当年李昌枢从军时毫无二样。我想不管这家族的命运曾受过怎样的磨难，但是只要祖国一声召唤，这些善良健壮的孙辈们，依然会和李昌枢当年一样，义无返顾踏上战场。

上面是我当年写下的稿件结尾，现在看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达，当然也是我想要的美好结尾。（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