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也就是说，石库门是上海小市民的家。在这座城市里，“石库门里的小市民”是一种经常的提法。[153]
所谓的“职员”是上海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库门的主要居民之一。“职员”组成涉及广泛，包括坐办公室的、文员、各类白领以及店员等。根据某种定义，“职员”是指服务于经济、文化、政治机构的人员。[154]表2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存在的各种职员类型。到30年代晚期，上海大约有250 000—300 000人从事职员工作。[155]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属，这个数字不会低于150万人，换句话说，这个数字占了当时上海总人口数的40%（当时上海共有350万人口）。[156]
表2 民国时期上海的职员（白领雇员）概况一览
小市民的另一主要部分是工厂工人。说到近代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外学者常常采取概括的手法，言辞老套。在中国，出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工人被塑造成一种领导革命的统一的无产阶级形象。而国外学者曾由于缺少相关信息，无法做详尽的研究。最近国外学者的这个薄弱之处已经被有效地补救了。近期关于中国劳工阶级的研究认为，产业工人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157]但我们必须注意，研究工人的居住模式也十分重要。工人们住在哪里，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不仅表明他们的经济地位，而且对他们的人生观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像工作场所对人发挥的作用一样重要。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海工人住房类型主要有三种，即里弄房子或石库门房子、老式平房、棚户区。在对76 218间工人住宅的调查中发现，里弄房子也是上海小市民的典型住宅，占37%。这类房子上海随处可见，是大约一半的上海工人和他们家庭的住宅。[158]
研究还发现，住在“工人区”和“非工人区”的区分并不严格。产业工人的家可能住在离工厂很远的“白领”住宅区里。[159]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工人不只是和工人住在一起，他们的邻居包括社会各式人等。住在这里的工人多是熟练的技术工人（包括少数女性）。他们在工厂里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工作比较稳定（相对于那些临时工而言），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工人家庭与他们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阶级兄弟”——临时工、长工、各类没有技术的劳力有很大不同。后者因为贫困，只能在城市边缘聚居，被住在石库门而心满意足的小市民轻蔑地称为乡下苦力或“乡巴佬”，[160]更别提那些孤傲冷漠的富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了。
城市贫民
大部分上海人将棚户居民看作“乡下人”，其原因不难理解。这些城市贫民原先都是农民。如果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处位于市区的住所评价一个人是否“城市化”的基本标准，那么这些农民虽然进了城，但并未完全“城市化”。作为新移民，他们缺乏找到好工作的三个基本条件：技能、金钱和良好的社会关系。
首先，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既无技能又无文化。其次，因为他们付不起学手艺或者做学徒必须付的“定金”（也就是一笔钱），他们在上海工作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161]可是穷人们就是付不起这样一笔数目不小的定金，因此他们在寻求稳定职业的第一步就遇到了障碍。最后，贫穷的乡下人在城里谁也不认识，没有人可以在找工作方面帮他们的忙。他们最多只能找在上海的亲戚、同乡或者比他们早来的熟人。可是这些人往往处于社会最底层，帮不了他们什么忙。即使能帮，也就是帮新来者在上海的贫民窟里找一个立足之地而已。[162]
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现代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发展带来了无数的工作机会，也使得城市生活更为丰富多彩。这对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强大的诱惑力。另一方面，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持续恶化，战事频仍，盗匪猖獗，民国时期连续的天灾人祸使一大批生活艰难的农民把城市看成了庇护所。20世纪早期的上海正是他们想象中的天堂。这样一来，大量乡下穷人拼命涌向上海，寻求改善生活的机会。
民国时期上海城市贫民中最大的群体是由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街头乞儿以及无数的临时工和失业者组成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总共约有黄包车夫62 000人，手推车工和马夫22 000人，码头工人35 500；20年代晚期，码头工人的数量约是50 000—60 000人；到了30年代中期，上海有20 000—25 000个街头乞儿；30年代晚期到40年代早期，黄包车夫有100 000人。[163]以上数字还不包括厂里的临时工和没有工作的人。到民国末年，几乎有上百万这样的人住在上海的棚户区里。
如前所述，并非所有的工人都是穷人，但许多工人的确是城市贫民的一员。当一些技术熟练的工人在工厂里拥有稳定的工作，住在普通的中下阶层居住的里弄房子里，跻身于小市民阶层的时候，临时工们只能在社会底层挣扎。至于哪年上海究竟有多少临时工的准确数据无从得知，因为所有关于“工人”的统计都是包括长工和临时工在内的。据官方统计，1920年上海的工人总数为181 485人，1928年有223 681人，到1950年1月达到394 654人。[164]尽管从这些数字里我们看不出长工和临时工的比例，但实际上在民国时期雇佣临时工是一种日益普及的现象。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上海的工人阶层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临时工，他们报酬很低，还经常面临失业的危险。
到民国末年，这些临时工、流浪者、无业者和没有稳定职业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在上海总共500万的人口中占到将近1/4。[165]像任何一个国家的底层人民一样，他们被社会大众歧视，但是并不能被忽略。
这一人群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庞大人数，也在于他们的社会背景。和这个城里的大多数人一样，穷人们也是因为几乎相同的理由来到上海：为了过一种较好的生活。城市贫民几乎毫无例外的农村背景反映出20世纪中国社会的深层现象：对于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城市生活哪怕千辛万苦，也已经是一种提高。上海人力车夫的世界，即为这种追求提供了一个有力且富于启发性的活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