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 民商事研究院 文章/张向勃

在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中，“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责任承担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与热点。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好意同乘、驾驶人的注意义务标准如何把握、何种情形构成“重大过失”从而排除责任减轻、赔偿比例如何酌定，是此类纠纷的核心。本文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对好意同乘情形下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司法认定规则进行解析。

一、典型案例引入

参考案例：颜某诉刘某、顾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案情背景：顾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刘某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刘某及其搭乘人颜某受伤，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顾某、刘某负事故同等责任（各50%），颜某无事故责任。顾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颜某诉至法院，请求刘某、顾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合计22万余元。在本案中，刘某系驾驶二轮摩托车无偿搭载颜某，双方之间构成“好意同乘”关系。核心争议在于刘某应否以及如何减轻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刘某无偿搭载颜某属于“好意同乘”行为。刘某作为车辆驾驶人，对搭乘人颜某负有安全方面的注意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据此，由于并无证据证明刘某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因此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案例评析：本案选自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确立了好意同乘情形下驾驶人责任认定的两项关键规则。第一，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驾驶人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应当适当减轻其赔偿责任。第二，减轻后的赔偿比例，应在事故责任划分的基础上结合好意同乘的利他性进行酌定：本案中，刘某本应按事故责任比例（50%）承担9467元，法院在适用好意同乘规则后酌定其承担30%（即在50%的基础上进一步减轻至30%），实际承担额为5680元。本案的价值在于：依法合理认定“好意同乘”情形下车辆驾驶人的责任，既合理分配搭乘人损失，也有助于督促驾驶人切实负起责任和安全驾驶车辆。

二、核心法律规则体系解析

（一）好意同乘的构成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好意同乘的构成需同时满足三个要件：

第一，车辆应为非营运机动车。营运机动车（如出租车、网约车）提供的有偿运输服务，属于合同关系，不适用好意同乘规则。但需注意，若车辆登记为非营运，实际却用于营运（如顺风车以营利为目的高频接单），法院可能认定为实质营运，排除好意同乘的适用。

第二，搭乘人搭乘机动车须为无偿。无偿是好意同乘的核心特征，指搭乘人不向驾驶人支付任何对价。若搭乘人支付了与运输成本相当的合理费用（如分摊油费、过路费），实践中一般不否定好意同乘的认定，因其仍具有情谊行为属性；但若以营利为目的收取明显高于成本的费用，则应认定为有偿运输合同关系，不适用好意同乘规则，驾驶人须按合同或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若事故全部或部分由对方车辆责任导致，则搭乘人应先向对方车辆及其保险公司主张赔偿，仅在对方赔偿不足且驾驶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涉及驾驶人按过错比例承担责任，此时仍可适用好意同乘规则减轻驾驶人的责任比例。

（二）程序规则要点

管辖与当事人：好意同乘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诉，管辖一般依据侵权行为地（即事故发生地）或被告住所地确定。受害人可同时起诉侵权人及其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以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确保及时受偿。在好意同乘情形下，搭乘人同时起诉驾驶人及对方责任车辆保险公司，可最大程度实现赔偿。

举证责任分配：搭乘人需证明事故经过、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驾驶人若主张适用好意同乘规则减轻赔偿责任，应证明其驾驶行为符合好意同乘的构成要件（无偿搭乘、非营运车辆），并证明自身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搭乘人若主张驾驶人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方保险公司若主张免责，应证明其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公安交管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属于证据，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但并非当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依据。驾驶人是否构成重大过失，不能简单以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划分结论为依据，法院应结合全案事实（如驾驶资格、违法行为、事发环境、主观状态等）综合认定。

（三）实体权利审查标准

1. 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标准

好意同乘中，驾驶人对搭乘人负有安全注意义务。驾驶者应当对好意同乘者承担责任，好意同乘者无偿搭乘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其甘愿冒一切风险，驾驶者对于好意同乘者的注意义务并不因为有偿或无偿而加以区分。在归责原则上，好意同乘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驾驶人存在过错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驾驶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则的确立，平衡了保护搭乘人权益与鼓励无偿互助行为的双重价值取向。

2. 责任减轻规则的适用前提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此处的“应当”表明减轻责任是好意同乘情形下的基本原则，而非法院的自由裁量选择，除非存在排除适用的情形（即驾驶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这一立法设计体现了鼓励无偿互助、弘扬友善社会风尚的政策导向。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把握减轻责任的程度，既不能过分苛责驾驶人使其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也不能过度减损搭乘人的合法权益。

3. “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

“重大过失”是排除好意同乘责任减轻的法定事由，其认定标准是司法实践中的核心争议焦点。“重大过失”需从主客观两方面综合判断：主观上，驾驶人是否明知重大风险仍放任发生；客观上，行为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远超一般过失范畴。

实践中，“重大过失”通常指以下情形：其一，酒后驾驶、吸食毒品后驾驶；其二，无证驾驶或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其三，严重超速、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其四，明知车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如制动失效）仍驾驶；其五，驾驶人自身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严重疾病仍驾驶机动车并搭乘他人。反之，驾驶人仅有一般驾驶过失（如交叉路口观察不充分、未能及时发现路面障碍物等），即便在事故认定中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仍不构成“重大过失”，可适用好意同乘规则减轻赔偿责任。

三、风险防范与实务建议

第一，审慎选择搭乘对象，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搭乘人应审慎评估驾驶人的驾驶资格和车辆安全状况，避免明知驾驶人存在明显安全隐患（如无证、酒驾、车辆存在严重故障）仍坚持搭乘的情形，否则可能因自身过错导致责任减轻，影响赔偿请求权的实现。搭乘人在乘车过程中应遵守交通规则，系好安全带，这不仅关乎自身安全，也影响事后赔偿责任的分配。

第二，及时固定事故证据，全面主张赔偿项目。事故发生后，搭乘人应及时报警处理，妥善保留事故认定书、医疗记录、诊断证明、鉴定报告等证据材料。在计算赔偿数额时，应全面计算各项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搭乘人，若因误工导致收入减少，应注意收集工资流水、工作证明等证据，以证明误工损失。

第三，合理运用好意同乘规则，准确确定赔偿预期。在起诉时，搭乘人应充分认识到好意同乘规则的适用将导致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减轻，合理设定诉讼预期，避免因预期过高而造成不必要的诉累。同时，若驾驶人存在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等重大过失情形的，应及时举证，主张好意同乘责任减轻规则不予适用，以争取驾驶人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第四，关注保险赔偿顺位，确保充分受偿。在诉讼策略上，搭乘人应优先主张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先行赔付，再就超出保险赔付的部分向驾驶人主张权利。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保险赔偿顺位，交强险在责任限额内优先赔付，不足部分由商业三者险按保险合同约定赔付，仍有不足的才由侵权人个人承担。充分运用保险赔偿顺位规则，可大幅提高赔偿受偿率。

第五，注意搭乘人过错的过失相抵规则。搭乘人应注意自身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未系安全带、明知风险仍搭乘等），在诉讼中应主动评估自身过错程度对赔偿结果的影响，避免因自身过错导致赔偿数额大幅削减。如搭乘人确无过错，则应积极主张驾驶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援引好意同乘规则，在合理范围内争取最大限度的赔偿。